|公元960年，赵匡胤借“陈桥之变”废周建宋，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因宋建国之初大力推行息民政策，国内经济迅速恢复，陶瓷手工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大江南北名窑迭起，定窑在经过晚唐五代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进入成熟阶段，已经完全掌握了生产高档白瓷的技术，在此基础之上，除了造型不断变化创新外，开始注重对器物的装饰。|在宋代五大名窑之中，汝、官、哥、钧四窑均以釉色见长，唯定窑兼以精美刻花、莹润釉色取胜，刻工流畅清晰、刀法洗练娴熟是其特点。北宋后期采用覆烧法烧制的定瓷胎体细腻坚致，刻花的工具和技法都有了重大改进，纹饰繁复精巧，自此定窑刻花进入了成熟阶段；萱草、双鱼、莲鸭、荷花、牡丹等传统图案皆精美绝伦。《宋史》中记载“牙鱼、飞鱼、奇巧飞动若龙形者”，“平民毋得为之”；帝王为“龙种”的观念源自《史记•高祖本纪》：“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自此龙成为皇权和帝德的象征，龙是帝、帝是龙，“真龙天子”是皇帝另一个称谓，龙纹样被纳入皇权形象，平民百姓不得使用；因而此件龙纹刻花盘等级之贵不言而喻。龙纹器物在定窑瓷器中偶有所见，与定窑在北宋后期为宫廷烧造瓷器有关。定窑本属于民间窑场，但因承烧贡瓷，所以纹饰中有龙纹出现。定窑生产的刻花、印花龙纹瓷以盘类为主。在涧磁村定窑遗址曾出土过刻有“尚食局”铭文的印花龙纹盘残片，其与本品器用属性一致，系专为宫廷烧造。本品定窑刻花盘上的龙纹雄伟矫健，气度不凡，彰显王者风范。|本品敞口浅盘，底部平整，盘口沿处涩胎未着釉，为覆烧工艺，全器满釉，釉质莹亮润泽，几油光可鉴，釉层厚处呈现出淡淡的象牙色泽。盘内中央剔刻三爪真龙腾跃，须发及四肢怒张，双目圆睁，两肩剔火焰式双翅作腾飞状，身姿苍劲矫健、舒展霸气；有宋一朝，不拘于绘面材质，龙纹风格苍劲有力，带唐朝遗韵，具王者之风；比较此盘龙纹与南宋陈容《云龙图》中之云龙画法，两者画意相似，皆旨在表现云龙霸气威严之势。本品胎质釉色、上釉方式及装饰技法均体现出定窑盛烧期的鲜明特征，与其相近刻龙纹的定窑白瓷盘见于河北省曲阳定窑遗址出土的一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品，刊于故宫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的《定窑瓷器》第196-197页，图114，但纹样刻划较为简略粗糙；此外另见台北故宫所藏的两例，载于《定州花瓷——院藏定窑系白瓷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馆，2013年出版）Ⅱ-63，Ⅱ-64，但就胎釉、刻工精细程度而言，台北故宫此二例似亦未及本拍品。且台故此两例属寻常弧形腹，品级亦不及本品之硬折造型。||粉定传宋制，尔时犹厌芒|至今珠玉润，入夜拟珠光||——清高宗弘历 （1711-1799）|《御制诗集》五集，卷八十六||《宋史》中载“牙鱼、飞鱼、奇巧飞动若龙形者”“平民毋得为之”。帝王为“龙种”的观念源自《史记•高祖本纪》：“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自此龙形象成为皇权和帝德的象征。|||月化舞白龙 翻飞凌九天|——记一件定窑刻划花龙纹大盘|秦大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 博士生导师||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于春季拍卖一件定窑刻划花龙纹折腹大盘。盘口径30.5厘米。圆唇，侈口，腹较深，圆折腹，折腹部较明显，圈足较小，足墙较高而直，接近平齐足（图一）。白胎，细腻坚致。釉色洁白均净，釉层较薄，光润，芒口覆烧，芒口部分的做法是施满釉后刮去口部的釉，大体可见分三刀刮釉，因此露台部很窄薄，不同于金代的芒口较宽的做法。盘内壁刻划团龙一条，龙的形态雄浑壮硕，身形自头至尾从粗壮到较纤细，非常适合在一个圆形空间里表现龙的矫健雄浑；身上的鳞片刻划的一丝不苟，大小匀称，排列规整；四肢强健有力，三爪形似铁钩（图二）；龙头长吻双角，寥寥两划勾勒出圆瞠的双目（图二）。龙纹整体上表现出精工中不失潇洒，中规中矩中蕴含了翱翔于云天之中巨龙的狂放不羁。此盘所绘龙纹之神行兼备，在定窑所有龙纹中是十分罕见的。这种刻划花技法是用窑工们称为“半刀泥”的方法，用刀的偏锋结合划线构成完整的图案。定窑的刻划花装饰约出现于北宋神宗时期，在北宋末期达到了成熟，在金代成为定窑最流行、最具代表性的装饰技法。|定窑是继唐代邢窑白瓷取得巨大成功以后兴起的最具代表性的白瓷窑场，是中国古代白瓷生产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窑场。白瓷的产生是中国古代瓷器产生和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1。而在白瓷的发展史中，定窑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白瓷的产生从唐代后期开始分野为两个发展轨迹，即白胎白釉的器物和施化装土的化妆白瓷2。而定窑正是白胎、白釉的精细白瓷生产的最具代表性的窑场。定窑产生以后，标志着精细白瓷生产的完全成熟，在北宋时期，定窑在工艺上不断创新，精细白瓷的生产愈加成熟和繁荣，而这些精细白瓷迎合了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品味，成为他们所喜好和追逐的器物。明中期以后从收藏角度所形成的观念中，定窑被列为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检视宋代的文献记载，可见定窑是当时文人们记录最多的窑场，也是贡御时间最长的窑口，自晚唐至金代，迄未停止。然而，定窑是一个生产规模巨大的制瓷业中心，一直在生产不同质量的产品，真正用于贡御的只是产品中的极少数。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定窑的贡御产品就特别关注。|宋金时期带有龙纹的器物，是当时最有可能供皇家御用的产品。《宋会要辑稿》崇儒七之五九-六O记载：“宣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诏，近命有司考不急之务，无名之费特加裁定。允协厥中，然化自内始，政由身率，乃克有济，仰惟熙予诏书首罢四方岁贡，明训具在，祗右先猷。蔽自朕躬，理宜损益，应殿中省六尚局诸路贡物可止，依今来裁定施行……尚食局吉州沙糖六百斤……中山府瓷中样矮足裹（裏）拨盘龙湯盏一十只……”3可见，徽宗朝设立的“六尚局贡”中，定窑所贡的应该主要是内壁装饰龙纹的器具。多年来，在传世与考古发现的定窑器物中，发现有不少定窑瓷器中带有龙纹装饰，主要应用于碗、盘、瓶类器物之上，时代集中在北宋末期到金代后期。2009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定窑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在北宋到金代后期的地层中出土了两件可以确认为是贡御产品的碗盘，一件是在北宋晚期地层中出土的带“尚食局”款的刻花龙纹碗（图四），另一件是在金代地层中出土的带“东宫”款内壁刻划龙纹盘（图五）4，两件器物使我们看到了北宋末期和金代后期贡御产品的差别，不论是胎釉质量、器物造型还是纹饰图案，都可以看到不同。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印花龙穿花纹带“尚食局”款的大盘（图六），也可确认是贡御的产品，但这件一向被认为是北宋时期的产品，通过考古发掘后的分期研究，可以确认是金代的产品，因为北宋时期“尚食局”款均划刻在器物外壁的口唇下，而金代的“尚食局”款均划刻在圈足内。|盘，是装饰龙纹的器物中最常见的一种器形，又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折腹盘，一种是带薄唇口的曲腹盘。前述的2009年发掘定窑出土的“东宫”款盘是折腹盘的代表作，而故宫所藏印花龙纹盘是曲腹唇口类的代表。考古发现和传世的这两种盘还有一些例证。其中刻划花龙纹唇口曲腹盘的代表还有，吉林农安金代后期窖藏出土的刻龙纹盘（图七）5；河北曲阳北镇村法兴寺遗址金代窖藏出土的Ⅰ式白瓷刻花龙纹大盘（图八）6。与此件造型及纹样近似的作品还见有台北故宫藏金代刻花龙纹大盘（图九）7；以及日本根津美术馆藏白瓷龙纹盘（图一〇）8等等。可见，这种薄唇口的刻划花龙纹大盘基本都是金代的器物。相对来说，折腹盘的数量就少了许多，主要的代表器物也都是金代的。然而，在2009年发掘定窑遗址时，在JCBT3⑧层中出土了一件刻画龙纹的折腹盘，与本次拍卖的这件定窑刻划龙纹的大盘完全相同（图一一）。JCBT3⑧层是一个典型的北宋晚期的地层，这个地层中出土了多达10件的“尚药局”款盒（图一二）和一件“尚食局”款碟，是典型的北宋末期地层，并且是承接制作贡御器物的作坊。这件残器的出土，为断定这件拍品的准确时间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如果这些龙纹盘都是贡御用的产品，我们可以看出金代贡御器物的数量远远多于北宋末期。恰好文献上对这种现象也有记载，《大金集礼》卷九，“公主”条载：“天眷二年奏定公主礼物，依惠妃公主例，外，成造衣袄器用等物，裙子五十腰，⋯⋯系腰五十条，大物三百段疋，定磁一千事。”9从前面所引《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可见，定窑向尚食局所贡的龙纹汤盏一年才20件，而到了金代，嫁一个公主就需要1000件定窑器物陪嫁。可见，金代定窑贡御瓷器的数量远多于北宋晚期。|通过与上述金代定窑刻划龙纹盘的对比，可知本次拍卖的定窑刻划龙纹折腹大盘，是一件典型的定窑北宋晚期的贡御器物。第一，从造型上看，北宋晚期的折腹盘有小侈口，折腹较为明显，金代的折腹变浅，逐渐接近曲腹；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即北宋晚期的盘圈足较小，略高，足墙接近平齐足，而金代盘的圈足变得大而矮薄。第二，从胎釉特征看，北宋晚期的釉色更加白而润亮，而金代的则白中泛黄灰，略显干涩。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定窑从北宋中期开始使用煤为燃料，总体上的釉色从白中闪青变为白中泛灰黄的米黄色调，现代的仿品常常用在白釉中添加少量黑釉来达到这种色调，但用于贡御用的器物，由于选用了上好的原料，和特别的烧制工艺，依然保持了润白的色调，与普通白瓷有所不同。第三，从纹样看，北宋晚期的龙纹显得体型粗壮，气势雄浑，鳞片的刻制精致而规整；金代的龙纹则变得体态较细长，刻制略显粗率。综上，这件刻划龙纹的折腹大盘是一件定窑北宋晚期贡御用的精致产品，十分稀见。|1.李家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1-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2.秦大树：《早期白瓷的发展轨迹》，载上海博物馆编：《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81-93页，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3.（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河北曲阳县涧磁岭定窑遗址A区发掘简报》，《考古》2014年2期，3-25页。|5.吉林省博物馆，农安县文管所：《吉林农安金代窖藏文物》，《文物》1988年7期，74-81页，图三-3、4。|6.妙济浩，薛增福：《河北曲阳北镇发现定窑瓷器》，《文物》1984年5期，86-88页，图五。|7.蔡玫芬主编：《定州花瓷：院藏定窑系白瓷特展》，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08-109页，图版Ⅱ-63。|8.根津美术馆：《定窑白磁》，东京：根津美术馆，1983年，73页，图127。|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本，648册，145页。||注：“御笔天下一人”墨书出处：宋徽宗梅花绣眼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出版于《中华五千年文物季刊—宋画篇四》，台北，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编辑委员会，编号三） / “三希堂精鉴玺”印文出处：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御用白玉章。印文出版物：《故宫经典—明清帝后宝玺》，2008年，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出版社，图号195 / “信天主人”印文出处：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御用田黄章。印文出版物：《故宫经典—明清帝后宝玺》，2008年，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出版社，图号196 / “古稀天子”印文图片出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吹箫仕女图（故画乙02.09.00219） / “乾卦”章印文出处：清 高宗《御制诗三集》〈乾隆皇帝六十一岁肖像〉，清乾隆内府乌丝栏写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乾隆鉴赏”章印文图片出处：宋徽宗 草书千字文 辽宁省博物馆藏（出版于《天下墨宝—宋徽宗 草书千字文》吉林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