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1.清宫旧藏；2.清溥仪旧藏；3.清代书画家、篆刻家李东园旧藏；4.李东园弟子画家张鲁及其后人旧藏至今参阅：四库全书《西清砚谱》第二十四卷参考：1.《苏·宫故宫博物院藏明清苏作文物展》，故宫出版社，第224页，第65件。2. 王健华著作的《故宫博物院藏宜兴紫砂》第190页，图112。3. 见上海博物馆出版《砚学与砚艺学术研讨会》第292-320页。5. 台北故宫藏「清乾隆 澄泥海天初月砚」海天初月砚的概述海天初月砚，形长而椭圆，砚田如海，池若初月，自古以来是著名的砚式。它的出现，得益于文人的好古之风。当时文人雅士点缀文房，喜好取材古物。出土的汉代宫殿残砖断瓦，因质地细腻、高古淳厚，尤为治砚首选，且置于案头，可供思古之凭。根据高濂《遵生八笺》记载当时各类砚式，其中一款为「未央宫瓦头砚」。未央宫瓦瓦头形状椭圆，在其上开池治砚，砚池状如初月，新颖可爱，故后人为这种特殊的形制取了一个文雅之名——「海天初月」。该名大约在明末清初便已出现，清初屠粹忠所辑的《三才藻异》提及一款「未央宫砖砚」，对其形制如此描述：「黄黑形，如肾长六寸，阔四寸，上有海天初月四字。」可见当时海天初月已专门用以形容取材未央宫砖、形状椭圆的砚台了。仿汉未央砖海天初月砚，为仿古六砚套砚之一，排序为六砚之首，原整套有「仿汉未央砖海天初月砚」、「仿汉石渠阁瓦砚」、「仿唐八棱澄泥砚」、「仿宋玉兔朝元砚」、「仿宋德寿殿犀文砚」、「仿宋天成风字砚」。《西清砚谱》记载如下：「仿汉未央砖海天初月砚说，砚系澄泥制形体尺度并与端石仿制砚同，上方侧亦镌仿汉未央砖海天初月砚十字楷书。砚背镌御题铭一首亦楷书钤寶二曰比徳、曰朗润，匣盖并镌是铭■书钤寶二曰乾隆」。乾隆御制仿古砚六方一套，此套砚清宫廷以端石、歙石、澄泥、紫砂澄泥为材料制作了数套。完整成套的尚未在民间出现过，目前完整成套的见北京故宫博物院「澄泥仿古砚」（见《苏·宫故宫博物院藏明清苏作文物展》，故宫出版社，第224页，第65件。）北京故宫博物院2018年5月18日举办的展览「砚德清风」中展出的二套「仿古澄泥」（其中一套上未刻铭文），「仿古紫砂御题诗澄泥套砚」 见王健华著作的《故宫博物院藏宜兴紫砂》第190页，图112.等。从乾隆一直到嘉庆、道光、咸丰朝都可见到皇帝将御砚赏赐给公卿大臣的记载。如袁名曜的《吾吾庐草存》提到嘉庆九年（1804）仁宗皇帝临幸翰林院，赏给院内一批书籍和文房用具，其中就有「仿汉未央砖海天初月砚一方」。又如咸丰三年赵畇在内廷应制和诗，也蒙赏海天初月砚台一方。本方砚台亦是清末代皇帝溥仪赏赐给李东园（此方砚台的传承请见本文最后一部分）。御制澄泥、歙石、端石海天初月砚所刻御题诗有别乾隆皇帝给海天初月砚台题御题诗数首，分别刻在澄泥砚、歙石砚、端石砚上的背面，澄泥海天初月砚御题诗正见：「未央之砖，海天之月，泥岂异其埏埴，魄自永其圆缺，合而为研，滴露芳馞，咏希逸兮赋句，发清兴以无歇」。刻在歙石的御题诗：「未央之砖胡为署，建安年或三台之所遗坠。清漳而濯渊，似孙不察谬为题笺。形则长以椭，声乃清而坚，嘉素质之浑，沦浴初月于海天。师其迹而不承，其讹是亦稽古之一助焉。」刻于端石的御题诗：「海天初月升于水，素华朗照清莫比。酂侯之砖曾无此，谁与题名难议拟。翰筵静用实佳矣，抽思启秘有若是」。值得注意的是，宫廷砚台背后御题诗刻在那类器物上是有规定，但不同的砚台上个别字的写法有所不同、排版方式不同，这个也许是跟刻款的工匠习惯有关。在落款上每方砚台亦略有区别，如有落款「乾隆御铭」、「乾隆戊戌仲夏御铭」、「若是乾隆御铭」等。本御制海天初月砚与故宫旧藏铭文对比砚台背面阴刻「未央之砖，海天之月，泥岂异其埏埴，魄自永其圆缺，合而为研，滴露芳馞，咏希逸兮赋句，发清兴以无歇。乾隆御铭。印文：几暇怡情 得佳趣」。与《西清砚谱》澄泥砚铭文内容一致。在不同材质制作而成的海天初月砚刻的排版方式并不同，有十字一行五竖行、且头尾每行都对齐的排版方式；亦有五竖行，且第三行头尾较其它几行较长者（与本拍品排列方式一致）；还有七竖行，且第四行头尾较其它行长者。甚至连澄泥、歙石、端石背后的铭文内容也有所区别。本件拍品的御题诗内容与《西清砚谱》的澄泥砚一致，而排版方式与《西清砚谱》中的端砚一致，即是五竖行，且第三行头尾较其它几行较长者。再观故宫博物院展览出的澄泥海天初月砚背后铭文的部分排版方式亦有所不同，可见海天初月御题诗的排版方式并非为一种排列。这应该是不同的刻款工匠的习惯不同所造成。砚盒阴刻并填金：「未央之砖，海天之月，泥岂异其埏埴，魄自永其圆缺，合而为研，滴露芳馞，咏希逸兮赋句，发清兴以无歇。乾隆御铭。印文：「比德、朗润」。刻写隶书，与故宫博物院藏的「仿古澄泥六方砚」无论是字体还是刻法都一致，唯独乾隆的「隆」字本件拍品的「隆」字少第七笔划「丿」，清代宫廷器物上某些字的写法亦不同，此种少「丿」的「隆」字与北京故宫藏的另外一方「清乾隆 端石仿唐石渠七星砚」的「隆」字写法一致皆为少一「丿」，此种写法还可见北京故宫藏的「清乾隆 澄泥仿汉代瓦式砚」、「乾隆 澄泥石涵砚」等，亦可见北京故宫藏的瓷器「白釉印花荷莲双凤纹洗」底部的御题诗等等，可见乾隆时期的「隆」字少一「丿」是在宫廷中正常写法。并且有一趣味的现象，这几方砚台均是砚台盖上铭文的「隆」字少一「丿」，而砚台背面铭文的「隆」字则是一划不少，本方拍品亦如此。另，本件拍品的背面铭文填朱砂，且使用痕迹明显。从张鲁的后人那得知，此方砚台张鲁放在画案上常年使用（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情），并在砚台铭文处填朱砂，所以本砚台的包浆极醇厚。而故宫出版物中能见到的海天初月砚台的背后刻字并没有填朱砂（故宫出版的仿古澄泥套砚，均为未使用的砚台，皆原貌保存未有任何使用痕迹）。御制仿古澄泥六方套砚数量及包装清宫中此套「乾隆仿古澄泥套砚」总计制作了20余套，根据《西清砚谱》，弘历收录的澄泥砚共计40多方，又以仿古澄泥套砚最多，总共有30多套，而「仿古御制砚铭的澄泥套砚又占了三分之二，也就是20多套。分别收录于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广东省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地（具体不详），每套均用紫檀木嵌玉作包装，其包装形式及所镶嵌的古玉形式与本拍品一致。乾隆时期对宫廷器物的包装有详细制式，紫檀包装盒的级别很高，再者是花梨、鸡翅木、红木、楠木等。紫檀木十分名贵，清宫廷之中常将不用的紫檀木料器物返工重做，以节省木料 ，甚至使用紫檀木必须得到特批方可。紫檀砚台盒主要用于制作仿古砚、松花砚的盒子，本拍品属于乾隆仿古砚，故用紫檀盒。本拍品的外包装盒正是严格遵循宫廷外包装式样，以名贵紫檀为材，且上下盖必须使用同一块紫檀料，盖面嵌的玉为新疆进贡的和田玉刻制出，或直接用前朝的玉料改刀后镶嵌，但每套砚盒镶嵌的玉形制必须一致，见博物馆所出版的所有「仿古澄泥六方套砚」的外包装，都如同一撤。可对比本方砚台紫檀盖盒上的白玉纹饰及大小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套砚，首先两者紫檀料是同一品级，再者是椭圆形白玉上浅浮雕出云雷纹，可以说是完全一致。本件拍品的尺寸是16x11.2x2.7cm，与故宫博物院的所藏的 「紫砂御题诗澄泥套砚」差不多，为：16x11.2x2.5cm。或许手工测量有几毫米的误差，但不影响其两者制式、尺寸一致。且所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此方砚均在砚台正面边缘起线离砚边缘处有微小隆起的弧度处理，外起线边略下凹，这是后仿砚台所忽略的细节，基本后仿砚弧度处理变成平坦。宫廷工艺的讲究无非是在细节，令宫廷之外的工匠无法复制。苏州织造局御制澄泥砚的起始、终止时间内廷澄泥砚的烧造制作主要出现在乾隆朝时期。当时皇帝下令山西巡抚巴延三查访澄泥古法并试验恢复烧制。《乾隆朝上谕档》中多次记载到巴延三为皇帝寻找并烧造澄泥砚台。清代宫廷澄泥砚的制作起始时间跟终止时间有清宫档案的明确记载，甚至关于澄泥的配方亦有清晰记载。首先说明清代宫廷砚制作的起始跟终止时间，清代宫廷旧藏澄泥砚台中，有部分是地方进贡给宫廷，有部分是由皇帝下令制作通常宫廷交给苏州织造局御制澄泥砚，其高峰期时在乾隆四十一年至乾隆五十一年。可见林欢（故宫博物院）写的《乾隆朝「造办处」档案中所见清代宫廷御砚的整理活动》（见上海博物馆出版《砚学与砚艺学术研讨会》第292-320页）中记录「清代乾隆朝仿古澄泥砚的制作高峰期主要是从乾隆四十一年至乾隆五十一年（1775-1785）。从乾隆四十一年开始，取自山西汾河的澄泥，发交苏州织造承制。然而直到四十三年（1778）仲夏，苏州织造才研制成功新的澄泥砚料，并进呈御览。……」清代宫廷澄泥砚的制作集中在1775-1785年之间，此后宫廷澄泥砚台的制作便终止，根据清宫档案的显示其终止的标志诏令有两点，一是乾隆五十四年，弘历正式下令「……传与苏州织造：虎符砚嗣后不必成做。」，二是乾隆五十五年，弘历宣布停止「……苏州陆续成做澄泥砚因现因澄泥无存……呈览。奉旨……澄泥砚嗣后不必成做……」。稀有的紫砂澄泥砚与澄泥砚成分有别乾隆御制澄泥砚有两种，一种是宫廷内砚作制造的与地方进贡的澄泥砚，成分为单纯的陕西汾河澄泥；另一种是宫廷交给苏州织造制作的紫砂澄泥。本拍品为紫砂澄泥砚，由苏州织造局制作而成。通常所说的紫砂澄泥砚主要是两类，一是「仿古澄泥套砚」也就是本拍品这套，另一个则是「澄泥虎符砚」（参阅故宫博物院藏品「清乾隆 澄泥虎符砚」）。根据《清宫内府活计档》记载，乾隆宫廷下令制造的御制澄泥砚台则是由山西汾河的澄泥，再由宫廷交给苏州制造局，并加入宜兴的紫砂制作而成，此种「新澄泥」的配方是在乾隆四十三年仲夏由苏州织造局研究成功，并呈给乾隆皇帝御览后才进入正式的制作。事实上交给苏州织造局的御制澄泥砚台其实是紫砂澄泥砚，而不是单纯的澄泥。而本拍品正是用紫砂澄泥制作而成，是苏州织造局御制，放大看可见紫砂特有的结晶黑点，且在颜色上比单纯的澄泥砚要深，呈现深紫色，表面上也更细滑，易于吸墨。紫砂澄泥砚亦可见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 仿古紫砂御题诗澄泥套砚」，见王健华著作的《故宫博物院藏宜兴紫砂》第190页，图112.原文为「成套乾隆仿古御用各砚，一部分出自内廷砚作，一部分为苏州按宫廷样式承做。这套御用紫砂澄泥砚，是交苏州按宫廷样式承做后由内廷造办处刻字人专门题刻的砚名和乾隆御题诗。根据乾隆四十四年档案记载，澄泥砚加进宜兴紫砂的原料，深受乾隆皇帝的喜爱，成为乾隆朱批御用砚。……」苏州织造局生产的紫砂澄泥砚在乾隆五十五年因「苏州陆续成做澄泥砚因现澄泥无存」而停止生产，此后紫砂澄泥砚不再制作，可以说紫砂澄泥只用于乾隆四十三年至乾隆五十五年之间，且为宫廷特有配方，生产数量极少，才有了「深受乾隆皇帝的喜爱」，并用于研磨朱砂「朱批」。苏州织造局制作的紫砂澄泥砚在做成之后交给宫廷，由皇帝御览并认可了方可在砚台上刻御题诗，详见《活计档》乾隆五十一年「澄泥砚不必刻字，交本家人送往京内将玉别子交如意馆」。又见清宫廷藏的「清乾隆 仿古紫砂澄泥套砚」未刻御题诗，旁边题签写「发下澄泥砚六方，臣等公同观看，系乾隆年间征瑞仿古制造呈进者，泥质尚细，陶范亦精，惟火气未退，骤难适用。谨奏。」（见《苏·宫——故宫博物院藏明清苏作文物》第272页，图84。）可见如本拍品背面有刻御题诗的紫砂澄泥砚是各方面达到宫廷标准的方可，更显名贵。广东崇正19春拍仿汉未央砖海天初月砚的传承李东园，大连人，活动于清晚期，原名李西，字东园，自号「石竹山人」。自幼喜好书画、篆刻，为溥仪皇帝刻「无逸齐宝」、「宣统鉴赏」、「宣统御笔」等多方玉玺。又以《百寿印谱》呈送溥仪。溥仪赏赐此方砚台给李东园有数个方面的渊源，首先，李东园才华横溢，他给溥仪刻的印章得到溥仪的赏识。他在有生之年，写下了许多碑文、牌匾和楹联，现在沈城小河沿公园题「也园」，后更名为「万泉园」；辽宁省博物馆曾购买李东园先生与日本人的来往信札；目前在金州博物馆亦有收藏他刻的印章，是他为奉天省长王永江所刻象牙印章；奉天《关岳庙碑记》由东园、张作霖撰文，东园书丹并篆额。东园牵头与社会贤达重修文庙，并亲自书写雕刻《重修金州圣庙记》等等。其二，李东园对末代皇帝溥仪忠心耿耿，可谓「侠骨柔情，心系清室」，他将自己的长子李荣镇送去担任溥仪的侍卫，解放后李荣镇和溥仪共通蹲过抚顺的监狱，在生活起居上照顾溥仪；他与溥仪关系密切，在民国十六年多次去天津，并侍奉溥仪；民国十七年，东园参加溥仪万岁节百人宴。最为让溥仪动心的是，东园一家对清皇室的衷心，在民国十七年八月六日，各大报纸发表「清东陵被盗」，东园听到此消息后极为心痛，并捐赠500大洋用于修建东陵，溥仪知道后谕曰「李西家本寒素，乃为先朝陵工倾赀报效，宜予收用，以遂其忠诚之意」。后来民国十二年，东园在沈城北郊昭陵附近建「东园」，并为堂题匾「瞻云」，「瞻云」之含义意为朝夕瞻望皇家陵寝，聊寄对旧王君的怀念之情。为此，溥仪曾御赐李东园御用印章 「网罗秦汉」、「瞻云草堂」、「景星照堂」及其它古玩字画，并在1930年正月，溥仪为东园先生赐四字「忠介可嘉」，谕之曰：「汝能言行相顾，故赐此以表行迹」。此方砚台因李东园对清皇室的衷心而御赐给李东园。李东园生活简朴，不好钱财，按他的自我评价是「甘做一介布衣」，他不善于打理生活，不是挥霍尽就是赠送他人，甚至去世之时家人没有钱财能安葬他，溥仪知道后，为发金治丧；挚友袁金铠，又遍告诸知友助之，乃克殡。皇帝御赐之物也前后赠送给自己身边之人，部分御赐印章及古玩字画赠送给他的爱徒张鲁，此方海天初月砚台、以及「网罗秦汉」印章也被张鲁珍存，张鲁于2004年逝世，其藏品由其后人保存至今（李东园一生正式收了三位徒弟，分别是张鲁、张文海、刘占鳌，与张鲁的关系尤其亲密）。张鲁所收藏的印章，在各大博物馆馆藏的书画上可见其钤印，这些书画藏品部分是他本人祖上流传下，有些是李东园赠送给他，还有他同时期的名人画家的交往信物，且部分藏品捐给了大连市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张鲁自己的代表画作也被毛泽东纪念堂收藏。张鲁（1907—2004），字东嶕，号钝盦，河阳逸史、黄人。出生于山东黄县。曾任宁夏自治区文史研究馆名誉馆员，深受尊敬的老一辈著名书画家，原宁夏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宁夏书法家协会顾问、宁夏书画院艺术顾问、宁夏老年书画协会顾问、银川市书画艺术顾问、台湾美术家协会顾问。张鲁6岁起跟随身为晚清秀才的外祖父宋福五读私塾，兼习书画。1922年拜师南宗画派名家丘烟云习山水，同拜丘烟云为师的还有著名篆刻家周铁衡。1924年拜宣统御赐清朝翰林金石书法家李东园为师攻习书法。1926年，张鲁先生在大连「满蒙文化协会」举办画展，同年，日本记者武田守一将其作品《寒林清趣》发表于大正十五年九月九日《满洲日日新闻》，而陆续报道张鲁绘画杰作使之扬名东瀛。新中国成立后，张鲁受聘大连医学院，为医学教授绘图，1954年出版6月再版他以国画技巧绘制，吴汝康教授主编的《人体解剖图谱》。1984年10月，自治区人民政府聘任张鲁先生为宁夏文史馆特约研究员，1989年12月改聘为名誉官员。宁夏日报1989年3月22日报道张鲁的作品《万古长青》、《黄河颂》、《荷花》、《瓜瓞绵绵》、《寿桃》等被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收藏。（张鲁平时艺术成就，详细收录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编《宁夏文史》第十九辑中第258页《苍龙日暮还行雨 老树春深更着花——记名誉馆员张鲁》；大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主办的杂志《大连文物》1997年2月刊，第42页；大连出版社出版《长夜·曙光——殖民统治时期大连的文化艺术》，第190页；《大连日报》2004年12月9日B5《翰墨一生挥彩章——忆一代国画艺术家张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