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通三页，寄封二枚，附影印资料一批提要：此为俞平伯致钟敬文信札及抄自作诗，其中《祝第四次文代会》和《一九七九年五四周甲忆往事诗十章》均富有文史价值。据钟敬文回忆俞平伯文章，十年动乱期间钟敬文潜心作诗，请教、交流的对象就是俞平伯。此为俞平伯致钟敬文信札及抄自作诗，其中《祝第四次文代会》和《一九七九年五四周甲忆往事诗十章》均富有文史价值。据钟敬文回忆俞平伯文章，十年动乱期间钟敬文潜心作诗，请教、交流的对象就是俞平伯。俞平伯（1900-1990）原名俞铭衡，字平伯。浙江湖州人。 散文家、红学家，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诗人，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钟敬文的纪念册：共和国的第一次文艺聚会文／易大经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时逢国家拨乱反正，俞平伯（1900—1990）回想起30年前第一次参加文代会的情形，感慨万千，写下了“当年文运初开日，欣识三英与众贤”的诗句。这首诗和钟敬文（1903—2002）的《金缕曲•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抒怀》刊发于同年11月15日《北京晚报》，钟敬文词有“文场往事记分明”句，并注“第一次文代会，周恩来同志为我题纪念册，以努力建设人民文艺见勉”。不久，俞平伯应钟敬文之请，专门将他的这首七绝毛笔抄出赠给钟敬文。这页赠诗在钟敬文190多通友朋书札中显得特别，亦因为牵连了两次重大的文化活动。1949年7月2日—19日在北京（当时还叫北平）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俞平伯、钟敬文都是与会代表，回首往事，他们都深深感到那场大会对30年来的文艺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影响。钟敬文是1949年5月从香港秘密北上参加文代会的，“任务是协助筹备并参加全国第一届文代会”。早在一年前的五一，中国共产党就向各民主党派建议，共同筹组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当时在滞留香港的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非常多，纷纷响应北上的建议。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香港工委的精心安排下，一共运输了二十多批、超过一千多人的民主人士、各界精英及其家属。钟敬文是和黄药眠等人同批北上的。钟敬文，原名谭宗，笔名静闻、金粟，广东海丰人，早在家乡当小学教员时，他便对民间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7年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助教时，就与顾颉刚等人组织了民俗学会，编辑了《民间文艺》、《民俗》及民俗学丛书，同时创作散文与新诗，出版了散文集和民间文艺论集。40年代末，他已经是一位著名的散文家，民俗学方面的权威人物。抗战爆发，他先是投笔从戎，效力于广东第四战区政治部，1941年任教于中山大学，后因思想左倾被解雇，被迫走避香港，任教于达德学院，这是一所有共产党背景的学校，他北上前，是中国文学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第一次文代会于1949年7月2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称是“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会上，茅盾和周扬分别总结了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经验；选举出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的全国文联领导机构；毛泽东文艺思想被确定为新时代为工农兵服务、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文艺总方针。”这对其后的文艺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次会议上，钟敬文当选为全国文联候补委员。当时在全国解放前夕，解放区、国统区的各路文艺大军齐聚一堂、共襄盛举，与会代表均欢欣鼓舞。出席了这次文代会的学者宋云彬日记里就估计“出席代表及来宾共约六百余人”，据1950年出版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记载，与会代表共有824人。宋云彬日记还记会场见闻：“旁有沙发二，专供齐白石、高士其坐。白石老人年八十有九，貌甚清癯，腰脚似尚健，拄一红漆滕杖，宛然画中人也。”请到在文化人中有影响力的齐白石与会，此次大会组织安排之周详可见一斑，也可见确实团结到了文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盛况空前，诚非虚言。躬逢盛会的钟敬文时年47岁。他自1927年到广州，二十年里，先后在广州、杭州、日本东京、桂林、韶关、香港等地生活过，从事著述和教学，往来都是文化界志同道合的朋友，如在第四战区政治部一起编辑《新军》杂志的语言学家陈原（1918—2004），日本留学时认识的美术史家常任侠（1904—1996）等，而更多的从解放区来的文化人，不少人读过他的著作和文章，见面之下，颇引为同道。旧雨新知共处一堂，钟敬文用大会定制的红色代表纪念册（15cm×11.5cm），请与会代表签名、题辞，作为留念。从1949年7月2日到19日大会结束后（最晚签名时间为7月31日），一共有93位与会代表在纪念册上留下墨宝，包括签名、题辞、题诗和画作。在会议期间，钟敬文建议成立全国性的民间文艺专业机构，次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钟敬文主持了该会学术研究与日常工作。作为在民俗学方面的权威，钟敬文自然会引起与会代表的关注，而他的建议也有不少人深有同感。在签名中，郑振铎（1898—1958）的题辞像是对钟敬文的应和：“我们搞民间文艺的人，过去是寥寥可数，这十多年来，人数可多了，如今我们那末些新、老朋友们聚会在一处，诚是很不容易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使我们更切实的明白了民间文艺怎样的为工农兵服务及牠的重要性。”郑振铎是学者，对于民俗美学方面，一向重视。他给钟敬文写这段题辞，可谓是有感而发。又比如钟敬文的老朋友常任侠，所题的内容也关乎“专业问题”：“民俗文艺是最纯真、是最朴素的文艺，一切民谣、传说、谜语、神话、民俗图案、年画等等，都是人民自己的集体的传承作品，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必须加以收集发展，使其开出丰富的花朵。”又如田间（1916—1985）：“民间文艺是宝库，我愿意和钟先生一同淘金去。”田间是以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为特色的，因此有“民间文艺是宝库”之语。而另一位同样平民化、以“马凡陀”笔名著称的诗人袁水拍（1916—1982），写的是：“我一定要用上海话写诗歌。”（袁为江苏吴县人）文学家许杰（1901—1993）写了一段长题感想：“我是从乡村里出来的，因为多年离开了乡村，便变成了没灵魂的人似的，敬文兄提倡民间文艺的研究，收集了许多民间文艺，使我看了，觉得换回我梦中的映像似的。我想，和我一样的感觉的人，恐怕不少吧！所以，敬文兄的这个工作是叫我们这种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放下了自己的包袱的第一步。再从这里过去，才能走回人民中间去，才能创造人民的文艺。敬文兄，你的工作是重要的。”说得相当真诚感人。值得注意的是，郑振铎提到的“怎样的为工农兵服务”，基本上是大会的基调，也是与会代表最为关注的话题，第一次文代会既是团结的大会，也是整合的大会，对过去文学创作、文艺理论上的各种问题，需要统一思想。7月6日，在周恩来作长篇报道的时候，毛泽东来到会场，因为发言中有“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就有理由欢迎你们！”“为人民”也成为大会的“热词”，签名的艺术工作者以此共勉，像徐迟（1914—1996）的“北平是美的”、俞平伯的“录去年围城中诗”这种一点也不参与公共话题的题辞，在纪念册中是绝少数——巴金（1904—2005）：“到民间去，为人民服务。”阳翰笙（1902—1993）：“为实现毛主席的文艺方向而奋斗。”冯雪峰（1903—1976）：“我觉得我们人民的创造力是头等强的，中国文学艺术的前途是无限的，我们努力罢。”曹靖华（1897—1987）：“为工农兵服务，向工农兵学习。”何其芳（1912—1977）：“愿意学习您的努力方言文学运动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精神。”周文（1907—1952）：“循着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努力发掘民间文艺的宝藏，我们是应该向你学习的。”刘开渠（1904—1993）：“做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美术作品、文学作品。”欧阳山（1908—2000）：“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又在胜利的北平会面，十分高兴，并愿以迅速开展华南的人民文艺运动共勉。”杨振声（1890—1956）：“您在文艺上的工作以向便是贴近人民的，而成绩持卓，常使你的朋友们羡慕不忘。以后希望您领一些朋友更向这方面努力而发生悠久的光辉。”第一次文代会是统一创作思想的大会，众所周知，文艺理论家胡风（1902—1986）也在钟敬文的留言本上留言：“南海弄新潮，北方照红日。执笔如执剑，斯文能寿世。”因从第一次文代会后，胡风便陆续遭遇不公正待遇，沉寂达三十多年，其墨迹相当少见。在这本留言本上，艺术家则发挥了他们的“拿手好戏”：长安画派的赵望云（1906—1977）为钟敬文画了速写；漫画家丁聪（1916—2009）为钟敬文画了漫画像，画于“中南海车上”；画家叶浅予（1907—1995）画了怀仁堂会场“主席台上的一个会标”；音乐家马思聪（1912—1987）写了一个十二音序列；语言学家陈原以世界语抄录普希金的诗句；版画家古元（1919—1996）画了“红日”；版画家李桦（1907—1995）钢笔画持锤工人；舞蹈家戴爱莲（1916—2006）英语题识；版画家刘蒙天（1918—2008）、文元为钟敬文画像；画家符罗飞（1896—1971）画了钢笔速写……在这93位文艺界人士中，只有戏曲大师梅兰芳（1894—1961）只签名。但通过他们形式各样的留言，不仅让我们与新中国文学史、艺术史上的著名人物相逢，对于共和国当日群贤毕至、盛况空前的第一个文艺聚会有了直观的感受。这本留言本不同于历史文件，它并不作出评价与定位，但它从文艺的角度给后人留下了解读历史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