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识：签名：21/36 刘岘钤印：刘岘 材质：木口木刻 纸本 著录：《刘岘版画选》 四川美术出版社；《中国美术馆藏刘岘捐赠作品集》 文化艺术出版社展览：木刻赤子-刘岘作品捐赠展 中国美术馆 2010创作于1935年留日期间的《罪与罚图》向来被视为刘岘木刻生涯中最重要的代表性“巨制”，也是刘岘的第一批木口木刻创作，被视为“开创了中国现代版画史上木口木刻的新篇，也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版画史上的独立地位”。在它问世80多年后，刘岘家藏的这批珍贵版画首次现身广东崇正今春拍场，略为遗憾的是，经过漫长岁月和历次政治运动的大风大浪，整套130幅目前仅存125幅，但足以让我们领略这批刻作的整体风貌，重温属于新兴木刻先驱刘岘的燃情岁月。据刘岘先生的女儿王人殷在《版画先驱刘岘》一书中记述：“《罪与罚》木刻插图的创作始于1935年。夏季在木制的房间里犹如蒸笼，冬季冷得手指发僵，然而刘岘从未停止刻作，他常常是买足够吃几天的面包，一连几天不出屋门。就这样经过酷暑、严冬又到春暖花开，前后用了一年多时间，用黄杨木口木板刻成130幅。”而刘岘本人在“《罪与罚图》初版本后记”里则说：“为练习刻本图，曾先刻了三部俄国作品，即果戈里之《巡按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之《白夜》及托尔斯泰之《安娜·卡列尼娜》的插图，然后才敢动手。”为了刻好《罪与罚》，刘岘可以说是“殚精竭虑”。1930年代，一个能够出国留学的年轻人，家境大抵是殷实的，却何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苦难著称的《罪与罚》如此执着？一个20岁的青年，又何以抵御繁华东京的声色犬马，而沉迷于木口木刻这种艰苦而长期的“劳作”呢？原因也许不能不提到刘岘原生家庭给他留下的深刻烙印。他生在河南兰考一个殷实的王姓地主家庭，却有一个贫寒的母亲。刘岘父母的婚姻颇为奇特。刘岘的祖父在清朝敕为从四品顶戴，虽为副职，但在兰考算得上是赫赫有名的大户。他有钱有势，喜欢玩乐，尤喜斗鹌鹑鸟。而家贫如洗的外祖父最会侍弄鹌鹑鸟，能会把鸟儿喂养得体肥羽丰，骁勇善战。一个会养，一个爱玩，两位老人因鹌鹑结缘，竟然忘记地位和家境的悬殊，定下了儿女亲事。刘岘母亲17岁嫁到王家，此时外祖父已然离世。穷人家的女子嫁到大户人家，冷眼和虐待是家常便饭，即便她接连生下6个儿子（刘岘最小），仍无法改变她在王家卑微的地位，郁郁寡欢的母亲在刘岘7岁那年因病去世。刘岘生来瘦小，母亲尴尬的家庭地位使他天性敏感。母亲去世后，为了纪念母亲，刘岘将原名“王之兑”改为母姓刘，名岘。幼年丧母的心痛和母亲悲苦的一生，以及人穷被欺的外祖父一家的窘况，在刘岘心中埋下了一颗悲悯的种子。儿时，刘岘喜欢和穷孩子们一起玩，那是他最欢乐的时刻，母亲去世后，瘦弱的刘岘更加忧郁、寡言，有时，他会偷跑出去和穷孩子们一起拾粪，对母亲所经受的苦难他感同身受。也许，正是童年这种悲情和弱小的底色，让他后来“邂逅”木刻版画时，瞬间被牢牢吸引了，那种非黑即白极具力量感的线条，击中了他。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当一颗悲悯的种子遇到深藏苦难、底层视角的《罪与罚》，被自然地俘虏。而此时，正值他木刻生涯的“青春期”。在东京，他按照鲁迅先生的指引，在神田一带的古旧书店里徜徉，在这里，他能以低廉的价格买到先生介绍的绝版版画书，他如饥似渴吸取着养分。《罪与罚》使他找到了一个情感的出口，他将心中蕴藏的苦难、愤懑倾注于此。源自“弱小”童年的力量终于勃勃生发了，于是，苦也是乐，连续数日啃干粮，他也毫不在乎了。历经一年多，刘岘用黄杨木口木板刻成130幅插图。这是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最大型的创作，他节衣缩食，将130幅插图自费出版，并发售一部分。这批木口木刻版画得到了日本版画界颇高的评价，一些出版物还主动进行了介绍。而刘岘特别在《罪与罚图》的开篇页写着“捧给我的逝世的母亲”。母亲·童年，正是隐在这套插图背后的重要密码，甚至可以说，也是刘岘走上木刻道路的重要密码。在日本完成《罪与罚》后，刘岘还为茅盾的《子夜》刻作了28幅插图。为了刻出原作的神髓，他多次与茅盾通信，并每刻几幅即拓印寄给茅盾，提了意见，再修改。插图完成后，部分作品曾在《文学月刊》等刊物发表，1937年经未名木刻社出版《子夜之图》。茅盾热心地为《子夜之图》撰写了《子夜叙说》。因为《子夜之图》，刘岘与茅盾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本专场版画还蒐集了他创作各个重要时期的代表作，如1932年创作的《伊里奇》，1934年创作的《黄河水灾》，1936年为茅盾小说《子夜》创作的插图，之后各个年代的代表性作品，题材既有小说插图、社会现象、著名人物、寓言、童话，也有唯美的花卉木刻，可以说，是刘岘木刻生涯最全面也最具体而细微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