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我国音乐艺术发展的全盛时期，各民族的器乐、歌唱竞相齐放，是我国音乐史上重要的发展阶段。唐代墓葬所出大量的彩绘伎乐俑，如河南博物院藏张盛墓出土的彩绘陶坐部伎女乐俑［1］、洛阳博物馆藏偃师县政府招待所唐墓出土的彩绘陶骑马乐俑［2］，西安博物院藏金乡县主墓出土的彩绘陶骑马鼓吹仪仗俑［3］等，均显示出盛唐乐舞的繁荣程度。在众多的器乐中，由西域传来的乐器琵琶占据了唐朝音乐的首座。在我国最早出现的是秦汉时期的弦鼗，后演化成秦琵琶也称秦汉字——阮咸［4］。南北朝时，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各国进行文化交流，曲项琵琶即由波斯经西域传入中国。自此，琵琶在中土逐渐发展兴盛起来并在唐代达到第一个高峰。在唐代，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喜爱琵琶。诗人岑参便有诗云：「凉州七里十万户，胡人半解弹琵琶」，可见琵琶在当时的普及程度［5］。 琵琶和阮咸这几类琵琶乐器在中国的隋唐时期曾在宫廷俗乐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唐代宫廷设有「大乐署」、「教坊」、「梨园」等音乐机构，同时开设专业的琵琶演奏课程。琵琶还是唐代「燕乐」的主要乐器，处于主奏、领奏的地位。从王建的《宫词》「琵琶先抹《六么》头」中可知，唐代的燕乐大曲《绿腰》乐曲的开始便采用琵琶演奏［6］。 据唐代杜佑的《通典》一百四十四卷记载，唐代一共有三种形制的琵琶：即阮咸琵琶、五弦琵琶和曲项琵琶［7］。这点从被称作丝绸之路的终点，日本奈良的正仓院所珍藏的1200年前由中国的唐代传入日本并保存完好的四面琵琶可以得到证实。这四面分别是： 螺钿紫檀阮咸（一面）、 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一面）、四弦曲项琵琶（二面）［8］。 唐代曲项琵琶的形制是「四弦四柱，梨形曲项」。其「四弦四柱」在唐代文学作品中都有不少描述。如白居易诗作《琵琶行》中的「四弦不似琵琶声」、「四弦一声如裂帛」等。其「梨形曲项」可以在李煜诗作《书琵琶背》的描述中得到印证：「侁自肩如削，难胜数缕绦。天香留凤尾，余暖在檀槽。［9］」 由此可见，拍品中这一对琵琶的形制与正仓院所藏四弦曲项琵琶（图1）的形制基本一致，同时也与唐代诗作中关于琵琶的记载相符。同时，随着唐代瓷器烧制工艺的迅速发展，各类乐俑也相继涌现，典型的有洛州刺史贾敦颐墓琵琶俑（图2），女俑横抱一曲项琵琶，琵琶为梨形音箱，曲项，张4弦［10］；大都会博物馆藏唐代彩绘陶乐女俑（图3），梨形曲项琵琶，张4弦，缺琴头［11］。乐俑是我国古代坟墓中用来替代活人陪葬的、用于表现音乐内容的陶制人像。而陶瓷乐器作为更直接的表现形式则更加受到古人的喜爱，已发现的有陶铃、陶鼓、陶埙、瓷箫等，可以说拍品中的这对曲项琵琶有着绝对的历史与艺术价值。从工艺上来讲，唐宋时期的绞胎瓷器是我国古代陶瓷装饰工艺中的特殊品种，以其独特的肌理效果和表里如一、内外通透的审美内涵而成为陶瓷界的一朵奇葩。而古代文人崇尚「君子和而不同」也使「千胎千面，表里如一」的绞胎瓷器在众多瓷种中脱颖而出，成为「君子瓷」的代表［12］。根据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分析，绞胎工艺最早产生于唐代，至宋代蓬勃发展，元以后逐渐衰落。有确切纪年的绞胎陶瓷器出土过两件。一件是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出土的陶骑士俑，全器均用绞胎装饰（图4），生动的造型，独特的纹饰，使这件骑士俑成为难得的珍品。另一件是唐杨谏臣墓出土的绞胎钵（图5），钵仅有一拳大小，全器用木纹绞胎装饰，外罩橙黄色釉。除此之外，其它的绞胎陶瓷器均无确切纪年。据造型与釉色判断，属于唐代绞胎装饰的陶瓷器有浙江省博物馆藏唐代越窑青釉瓷枕，枕面嵌有几块呈朵梅纹的绞胎装饰；故宫博物院藏绞胎盘和碗，绞胎装饰覆盖全身，器表罩低温橙黄色釉；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唐代绿釉绞胎炉，全器均用绞胎装饰等［13］。唐代时期的绞胎陶瓷器自然奔放、气息纯朴，后世难以仿制，是为不可多得的佳品。拍品中这对绞胎琵琶是唐代艺术与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唐代陶瓷烧制业的巅峰之作。两只琵琶小巧精致，正面呈现绞胎纹理，外罩橙黄色釉，与唐杨谏臣墓所出的绞胎钵类似。从直观印象来说，这种绞胎纹理与木纹相近，推测与瘿器有关［14］。如此一来用绞胎工艺烧造琵琶器不仅是印证了我国古代对木材纹理美的重视，更是模仿了器乐琵琶的木质做工。 两件琵琶瓷釉色自然、古朴大方，面板上两个月牙形的散音孔与烧造时的散气孔巧妙结合，是古代匠人智慧的完美表现。特别是在玄轴和音品上釉色的深浅区别使这一对琵琶相映成趣、不可分割。这对拍品无论是从稀有程度，还是从器型、工艺上来讲都是绝无仅有的，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