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韵高古 匠心独具潘天寿指墨写《红荷》本幅《红荷》为潘天寿以其独步于近现代画坛的指墨法所为。指墨画技法是潘天寿对中国画坛的贡献之一，其特有的沉郁古拙之意，绝非毛笔所能替代。指墨技法创成于清代高其佩，而在潘天寿的作品中则更趋完美。潘氏以粗放取胜的指墨充分发挥他胸中的壮气和蓬勃的创作激情，更因指墨技法与其刚直倔强、深沉质朴的性格相契合，而多有精品佳构面世。潘氏于指墨之成就，从此帧《红荷》中便可见一斑。潘公以泼墨指染，以掌抹作荷叶，以指尖勾线写茎杆，其气魄之宏大，气韵之生动，非笔力所能达。所出之线无不造型概括、骨力遒劲，似断非断，似连非连，似直又曲，似曲还直，如锥画沙，如虫蚀木，如蝌蚪文，如屋漏痕，特具一种凝重古厚而又极为自然的意味。潘天寿除金石书画及登山外，唯一最爱的消遣便是下围棋。他常以围棋的布局来比方画面的构图，他特别重视空间的占领，以少胜多，严格控制面积，出奇制胜。此作在构图上极富个人特色，章法结构极为坚劲严谨，在险绝之中见平稳，更将力量感与结构美和谐地融于一帧。画面整体被分割成了多种隐而不露的长方形的和谐组织中，以一大片肥厚蕴润的荷叶撑起全幅气局。通过花、叶的倾侧带来动势，打破沉闷。荷花、荷叶、荷颈、水草等物象相互间起承转合，构成作品的“骨架”，勾连作品气脉，使之充满张力并极具稳定感。几笔金石书法作题并朱红印章，隐于“骨架”之后，从而与前景诸物象形成一个巧妙的透视关系。这是潘公将中国传统花鸟画中“取近少取远”的图式原则，与西画中的平面构成理论相结合，而独创的一种全新图式。纵观全画，诸般景物相互呼应，诗、书、画、印之间相互生发，动而不乱，静而不板，所谓“气韵生动”当如是也。更值得一提的是，此作上款人为浙江美协首位副秘书长朱琦先生。一位是开宗立派的艺术大师，一位是浙江美协首位副秘书长，潘天寿与朱琦两位先生在工作和艺术交往中曾留下许多逸事。此帧指墨《红荷》则又为我们呈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两位先生艺术交往中的一段佳缘。浙江美术界的繁荣发展在全国都是有目共睹的，浙江美协与浙江画院更是聚集了众多名家，实力雄厚。回顾建国以来浙江美协与画院的发展，朱琦先生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至今仍令人称道（图1）。朱琦先生1941年毕业于上海新华艺专，1945年起在部队从事美术工作，1956年转至浙江省文联担任美协组织领导工作。1961年7月30日，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分会成立，召开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会上，潘天寿先生被推选为主席，倪贻德为副主席兼秘书长。朱琦先生出任副秘书长一职，实际负责美协的日常工作事宜。此后，建立浙江画院之事也提上了日程，朱琦与潘天寿等一批艺术家都曾为了创建浙江画院而四处奔波。几十份申请建立画院的报告手稿，见证了朱琦先生为画院成立而倾注的心血（图2）。经过多方努力，1979年底浙江省政府终于同意恢复国画创作研究室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浙江画院，1984年浙江画院得以正式建立。此时，潘天寿先生已经逝去整整13年了。潘天寿乃是朱琦先生的至交之一。潘天寿的许多艺术活动与决策都有朱琦先生的参与，这在潘天寿的自述中曾多次提到。例如1962年潘天寿在北京开办个人展览，之后受到各省邀请举办巡回展览，潘天寿在自述中讲到：“我觉得展品未能满意，由美协寄，寄费大，也不便。以少展出为妥，因与美协秘书朱琦商量，决定去上海、南京、广州三点……广州美协特别客气，一定邀我去游几个风景点，浙（江）美协对我一人去，不放心，所以朱琦陪我同去的。”之后，潘天寿还受邀到香港展出并且出售部分作品，关于画作定价以及所得钱款如何处置的问题，潘天寿也都与朱琦商定，可见对其是极为信任的。1963年潘天寿为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创作了《雁荡山花图》（图3），这件作品交送北京的事宜也是由朱琦先生经手，此事在浙江文艺圈亦是尽人皆知。潘天寿与朱琦过从甚密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恰也是潘天寿自己艺术创作最为丰盛的时期。经过了青年时期的艺术风格逐步成熟，他进入了一个苦心探索的新阶段。深入继承了我国传统绘画尤其是历代文人画大家的精华，同时又能不拘陈法，脱尽窠臼，创造出沉雄奇崛、苍古高华的自家面目。文人雅士以佳作馈赠挚友，在历史上曾留下了不少佳话。此帧指墨《红荷》见证了潘天寿与朱琦的知己之谊，亦令人怀想起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美术界的发展之路。流年似水，惟有作品记录着二十世纪美术的发展，更显《红荷》之珍贵，实属难得一见之佳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