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竹三两枝，垂柳千万条。牧牛此山中，何处罢闲耕。自古高士无不爱淡古，淡是一种至高的境界，古是一种高雅的追求，山林野逸无俗尘纷扰，心境自落得清净。张大千始终热衷于描绘高士题材作品，他总能在青山绿水间表达其文人的清高，淡雅清妙的笔墨间彰显其才学与情怀。正如《放犊自婆娑》所展现的情境一样，闲静自得，无世俗之娇艳。或许画中人，画中景正是其内心高士风骨的表现。《放犊自婆娑》约作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为大千先生早年遣兴人物佳作。题诗反用春秋战国时宁戚、田单典故，表达不愿为世俗营役，安居田园，以耕读自适的志向。画面背景简约，一树疏柳，几茎幽篁临风摇曳，寥寥数笔勾出坡地，极见功力。耕罢的老牛正趴伏在坡地上休息，文士傍牛盘坐，一手握鞭，一手持书阅读，人物面容清俊，神态从容，彰显淡泊处世和放达的情怀，富有笔墨趣味和文人气息。文人画所追求的意境无外乎于此。在张大千的作品中，我们常为其富丽堂皇的精致画卷所惊艳，而这种以抒发画家自身性情的作品却是别有一番风味，读之，令人心生向往。大千世界——略谈“五百年来第一人”张大千大千一生经历多姿多彩，艺事发展不囿门户、流派之别，博纳众长，镕铸古今，贯通中外，自成面貌。其前半生致力于“入古”，涉猎广博，研习精湛，达到了“集大成”的境界，后半生着力“出古”，于传统中寻求蜕变、突破，从而开创了最具现代感的中国绘画风格，成为中国画史上登峰造极的一代巨匠，不可不谓之“五百年来第一人”也。大千一生游历之广深，实可谓同时代艺术家中的翘楚。从四川、上海、北京、敦煌……到泰山、华山、黄山、青城山等，一九四九年前，大千几已踏遍国内名山大川；一九四九年后，其“万里寻胜”的脚步又及印度、南美、欧洲、美国诸地，及至晚年回到台湾定居，方谓“远从海国得归根”，而张氏腕底的大千世界亦可从其艺术足迹一观。二十至四十年代前可谓是大千师承、摹古与写生实践齐头并进的重要阶段。其致工山水古意，从石涛旁及八大、石谿、程邃，画风清新俊逸；三十年代初，大千三游黄山，将真山实景融入绘画，并选用黄山画派石涛、弘仁、梅清之笔法进行山水画的仿古与创作，腕底之境多清丽秀润；三十年代中期，渐用杨升及张僧繇没骨笔法入画，写巫峡、华山之境，又取法院派青绿金碧山水，胜景与师承两相激发，大千系统地将中国画史上的用色用笔方法一一吸收至自己的“青绿山水”中；及至四十年代，适逢大千数游峨眉山，兼致力于赵孟頫、盛懋及王蒙之临仿，自此渐入元人之室，继而从“元四家”进而上溯到北宋范宽山水之貌，此时其山水之作渐有董巨之风。综而可知，大千晚年泼墨泼彩之创举亦与此一时期之“积学储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九四一年，张大千在战火中远赴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得窥六朝隋唐艺术堂奥。敦煌之行对于张大千的绘画风格之变极爲重要，亦可谓是其艺术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曾自述“中年西上敦煌，临摹石室，振千年之颓势，开艺苑之新局，气象雄伟，着色瑰丽，使人物画为之一变。”大千早期的人物画受陈老莲、张风的影响，又兼及吴门唐寅、仇英与浙派吴伟、杜堇，笔致清劲秀逸。及至西赴敦煌，“面壁”三载，其人物画自此转为富丽堂皇，线条沉凝端穆，丝毫不见纤弱之处。而敦煌壁画大画幅、大章法的布局结构和瑰丽典雅的用色，亦养成了张大千日后绘制联屏巨构的能力、雄心和气魄，成为其艺术创作的核心表现特质。五十年代后，张大千游踪海外，由于亲身感受了西方艺术的精粹，特别是与当时流行的印象派、立体派等艺术流派的接触，使其绘画风格开始转变。大千先生在继承前半生“血战古人”的基础上，结合西方绘画的色光关系，创造出借古开今、走向世界画坛的伟大成就，其笔端由工笔白描一跃为泼墨，由青绿山水发展成泼彩，传统创新，共冶一炉，让中国传统水墨画于西方艺坛大放异彩，同时亦奠定了其在艺术史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华艺国际（香港）首拍重磅推出“大千世界”专场，备受业界关注。其中先生笔下之“第一美人”《惊才绝艳》以9676万港元成交；尽采敦煌艺术之精髓的《白描观音》以2242万港元成交，实可谓成绩斐然。承续佳绩，华艺国际25周年拍卖会将推出“大千世界——纪念张大千诞辰120周年作品集珍”专题，本辑所集大千先生传统笔墨技法高峰期以迄泼墨泼彩风格大盛期间的诸多精作杰构，其中尤值得注意的是赠汪精卫侄子汪彦慈的《唐人仕女图》；沈渻葊上款之《红竹报平安》；作于1948年的山水佳构《秋江渔隐图》；出国前写赠夫人徐雯波的花卉册；以及晚年归台湾后，于摩耶精舍所作之《碧溪垂钓》。合而视之，洵能反映其艺事主题及技法运用的多元多变风貌。南张北溥——张大千与溥儒其人其事其艺张大千、溥儒是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赫赫有名的两位巨匠，素有“南张北溥”之誉。张大千精于绘画、鉴赏、摹仿，风格雄犷奇古，被称为“五百年来第一人”；溥儒出身皇室，历经家国之变，避世研学，自成一家，萧疏高逸，人称“中国文人画的最后一笔”。“南张北溥”之说最先是由当时琉璃厂集萃山房经理周殿侯提出的。1935年8月在周殿侯提出“南张北溥”一说后，北京画家于非闇旋即响应并为此说作文《南张北溥》一篇，刊发在《北平晨报》之画刊上。文中写道，“张八爷（指大千）是写状野逸的，溥二爷（指心畬）是图绘华贵的，论入手，二爷高于八爷；论风流，八爷未必不如二爷。南张北溥，在晚近的画坛上，似乎比南陈（陈洪绶）北崔（崔子忠）、南汤（汤贻芬）北戴（戴熙）还要高一点……大抵心畲高超，而大千奇古，心畲萧疏，而大千奔放。”自此，“南张北溥”的称号便不胫而走，家喻户晓。有关“南张北溥”的订交在《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年谱》中有作下述记载：“1926年春，在北平春华楼（溥心畬）宴请张善孖、张大千、张目寒等人。”二人于1928年秋再次会晤，此事则被收录进《张大千年谱》，“先生（指大千）离沪赴北京，经陈三立介绍，在原恭王府偏福殿结识旧王孙、文人画家溥心畬。”此后张、溥常在一起赋诗论画，更有过一段“隔案传画”的逸事。启功在《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中记述了1933年两人共同作画的经过，当时启功身为溥心畬的弟子亲眼目睹两人的合作无间，甚觉有趣，便有了如下记述：那次盛会是张大千先生来到心畬先生家中作客，两位大师见面并无多少谈话，心畬先生打开一个箱子，里边都是自己的作品，请张先生选取。记得大千先生拿了一张没有布景的骆驼，心畬先生当时题写上款，还写了什么题语我不记得了。一张大书案，二位各坐一边，旁边放着许多张单幅的册页纸。只见二位各取一张，随手画去。真有趣，二位同样好似不加思索地运笔如飞。一张纸上或画一树一石、或画一花一鸟，互相把这种半成品掷向对方，对方有时立即补全，有时又再画一部分又掷回给对方。大约不到三个多小时，就画了几十张。二人就像是华山论剑的高手，无需多言，以画论画，切磋画艺，不亦乐乎。此次《南张北溥》专场，二人合力完成的山水精作《芦荻泛舟图》，当为二人君子之交的情谊见证。画面构图高古，水岸相间，层层向远山推去，芦叶浅滩，片纸素墨，颇得倪瓒“一江两岸”的萧瑟意趣。据题款“大千画舟为补芦叶山云”便可知本作的详细分工。两人笔墨间流淌出来的情感留于纸绢之上，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溥儒由恭王府避居颐和园万寿山，张大千与他毗邻而居，经常谈诗论画，一日，张大千去拜访溥儒，恰遇大风，因而触景生情，随手画了一棵被风吹倒的大树，树上还缠绕着青藤。溥儒深有感悟，未走出“七步”，即在画上添诗一首：“大风吹倒树，树倒根已露。上有数枝藤，青青犹未悟。”两人一画一诗，道出了家国衰亡的惆怅之感，颇有心有灵犀之妙。张、溥二人从未吝啬对彼此的赞赏。张大千曾多次表达对溥儒的敬仰。他认为，“中国当代画家只有两个半，一个是溥儒，一个是吴湖帆，半个是谢稚柳，另半个已故去，就是谢稚柳之兄谢玉岑。”1956年在为朋友郭子杰创作的雪景山水画中题写道，“并世画雪景，当以溥王孙为第一，余每避不敢作；此幅若令王孙见之，定笑我于无佛处称尊矣，子杰以为可存否”；他在晚年的四十年回顾展自序中还说：“柔而能健，峭而能厚，吾仰溥心畬。”溥儒亦十分欣赏张大千，曾见张大千的画作《云山话旧》有感而题跋：“蜀客大千居士，天姿超迈，笔似奇逸，其人亦放浪形骸，不拘绳栓，画如其人也。然其细笔则如春蚕吐丝，粗则横扫千军，尽可绘之能事矣。”二人的情谊让人称羡，高手相交，旗鼓相当，实乃人生一大幸事。华艺国际二十五周年拍卖会有幸汇集张大千、溥心畬各类题材作品逾四十件，特别推出“南张北溥”专场，以期同赏二人高超的艺术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