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函甘珠尔大藏经，为每叶七行，行格较密，书写风格流畅，亦无仿贝叶之穿孔小圆，贝叶夹装，泥金书写在上等顶级的羊脑笺之上，双面书写，经首上下绘卷草纹，经叶居中，上下夹以实心木质护经板，以朱红色织锦包板，内绘护法图，有经帘，经捆经索捆扎结实后，包上厚质被袱，形成一函完整经匧。保存完整，纯金写就，字体工整，纸张顶级，制作级别高，为难得藏传写经的典型代表。清代诸帝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其中既有个人宗教信仰的领向性，也有实际的政治需要。对于朝延而言，藏传佛教的意义通远超过宗教本身，是强化对藏蒙的统治，笼络、恨柔蒙藏上层的工具，所以清代注重藏文大藏的抄写和刊刻，藏文大藏经在世界文献史上拥有很高的地位。该清代藏文泥金写本佛经，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十万颂》中的第一函。此经作梵夹装，全函344叶，经袱内有明黄色八吉祥云纹暗花绫上下护经板，单层经帘，上护经板内有佛图两幅，左为般若佛母，右为释迦牟尼，中间泥金大字写有梵文、藏文经名。全经以藏文乌金体书于瓷青羊脑笺之上，以泥金写成，成色充盈，字迹工整，首页四周以金线勾绘精美花框，大字书4行，其余四周双栏，每叶7行，左侧框内可见简名“十万颂”、函次、页碼。“般若波罗蜜多”由梵语音译而来，意为“到达智慧的彼岸”，根据内容的繁简可分为十万颂、二万五千颂、八千颂等数种，可谓万法之精要，对修行之人来说极为殊胜。而此经所用“瓷青羊脑笺”，制法特殊，从明代的相关记载中可见，仅是瓷青纸，就已颇为名贵。瓷青纸，又称“磁青纸”，是一种染色加工纸，早在唐代写经中已有应用，但其名始见于明代，以其“色似青花”而得名。沈榜《宛署杂记》中有记载称，万历年间，瓷青纸一张，值银一两，而太史连纸两千张，只需一两八钱。可以说，瓷青纸是当时最为名贵的纸张之一。而羊脑笺，是在瓷青纸上进一步加工所得，涂布之处不仅黑亮如镜，还有防虫抗蛀之功效，可见于沈初《西清笔记》：“羊脑笺以宣德瓷青纸为之，以羊脑和顶烟墨窨藏久之，取以涂纸，砑光成笺。黑如漆，明如镜，始宣德年间制。以写[泥]金，历久不坏，虫不能蚀。今[北京]内城惟一家犹得其法，他工匠不能作也。”正如其所言，这种以羊脑和墨涂布的厚重纸张，今日所见光泽依旧未损，犹黑色绸缎，泥金贵重，两相映衬，更显其安静祥谧、尊贵典雅，藉以表达供养的虔诚之心。目前以泥金书于瓷青羊脑笺之上的藏文佛经，最有代表性、最为精美的就是清康熙八年完成的内府藏文泥金写本《甘珠尔》（又称为《龙藏经》，现藏于台北故宫），以及清乾隆三十五的内府藏文泥金写本《甘珠尔》（现96函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12函藏于台北故宫），这也是清代内府仅有的两部写本《大藏经》，其余几部皆为刻本。二者皆有供养之意，前者由笃信佛教的孝庄太皇太后发愿下令组织抄制，以祈佛恩广布，国泰民安；后者则是乾隆皇帝为庆祝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所御制。随着印刷术的普及，抄写佛经的实用性逐渐弱化，并非满足日常诵读之需，而主要作为供养祈福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