钤印：张爰私印、三千大千、张大千长年大吉又日利、冷透须眉见小乘款识：1. 庚寅十月，题奉启培乡仁兄法家正之。张爰时同印度。2. 石涛画往往于极奇险中见平正，极平淡中见雄奇。此帧所以能迈往古开后来也，予所收师画近百轴，此《霜林人醉图》，从极不经意中出奇思，谲巧狂涂大抹，岂寻常拈椎竖拂者所能梦见耶。己丑秋题并记，爰。诗塘：1.常年闭户却寻常，幽郭郊原忽恁狂，细路不逢多揖客，野田息背选诗郎，（谓倪永清处士）也非契阔因同调，如此欢娱一解裳，大笑宝城今日我，满天红树醉文章。昨年与苏易门，萧征义过宝城，看一带红叶，大醉而归。戏作此诗，未写此图，今年余奉访松皋先生，观往时为公所画竹西卷。子公云，吾欲思老翁以万点朱砂胭脂乱涂大抹，秋林人醉一纸，翁以为然否，余云三日后报命归来，发大痴颠戏为之，并题。钤印：蜀人、爰、迟秋簃、人间乞食2.顷刻烟云能复古，满空红树漫烧天，谓请君大醉乌毫底，卧看霜林落叶旋，次日复题一绝，寄上松皋先生一笑，清湘又，此画装成，复效清湘书体，原题于上，大千居士爰。钤印：张爰长寿、张大千长年大吉又日利、未始有极 说明 说明：1.石涛《秋林人醉图》原为大风堂藏品，上世纪50年代美国藏家顾洛阜向张大千购藏《大风堂名迹》书画21件，此即其一，后捐赠大都会博物馆，大千先生此件作于1949年，后携至印度，当属得意之作。2.上款人“启培”即薛启培，系张大千同乡密友，民国时期首批驻印外交官员之一。此幅《秋林人醉图》系张大千拟石涛上人原作诗性、笔法，融入己见，复加以创新之作。据其题可知，创作年份为1949年，后携至印度，并于1950年十月旅居印度时，复题于上赠与薛启培。石涛上人原作《秋林人醉图》并未落有年款。据画跋可见其赋诗一首，云：“常年闭户却寻常，出郭郊原忽恁狂。细路不逢多揖客，野田息背选诗郎。（谓倪永清处士）也非契阔因同调，如此欢娱一解囊。大笑宝城今日我，满天红树醉文章。”诗有后跋，叙其始末：“昨年与苏易门、萧征义过宝城，看一带红叶，大醉而归，戏作此诗，未写此图。”次年一日，石涛奉访程仕（字松皋）为其所画《竹西卷子》，松皋先生又索画一幅，并命题曰：“吾欲思老翁以万点朱砂胭脂乱涂大抹秋林人醉一纸，翁以为然否？”三日后石涛“发大痴、颠戏为之。”古人自古谦卑有道，喜好欲扬先抑，此图被其谦称为戏作，实为石涛痴性大发得意之作。次日，石涛看到此图兴致又起，复题一绝于上，再“寄上松皋先生一咲”，实难掩其对此作的得意之情。或是缘分使然，《秋林人醉》后被张大千收藏。1947年张大千精心挑选了元明清极富代表性的画作，共计古画十二件，由红粉知己李秋君题写目次，在上海印行《大风堂名迹第一集》，而大滌子石涛的《秋林人醉》便是其一，可见其珍视程度。大千先生的摹石涛画若不与真石涛放在一起看，那就是真石涛了；若是并放一处，又不像石涛了，是因为大千先生舍其形似而取其神似，求同存异。1949（己丑）年秋，面对自己如此珍视的一件石涛作品，大千必然是按耐不住手痒要上手临摹一番的，而且是倍加认真地临摹。对比大千与石涛的《秋林人醉》，在整体构图与笔法相似的基础上，大千在细节处上稍作变化处理，尤其是人物的衣纹线条，线条更为干脆劲利。相较之下，石涛的人物线条处理则更为沉缓古朴。另从大千先生的跋语不难读出他对于《秋林人醉》的崇拜之情。大千称此石涛原作“能迈往古开后来也。予所收牧师画近百轴，此奇林人醉图，从极不经意中出奇思，譎巧狂塗大抹，岂寻常拈椎竖拂者所能梦见耶。” 跋语读至此处，也不难理解为何张大千并未在此幅摹作中融入过多的个人理解、做过多的改动，以示对原作《秋林人醉》的尊重。再读张大千自题诗堂曰：“复效清湘书体，原题于上。” 四十年代末的大千，创作精力正处鼎盛时期，绘事技巧已经脱离摹古桎梏，形成一定的个人风貌，而在此作上却仍用石涛上人书体、构图、笔法，以求一致，乃是对石涛此作莫大的尊重与认真。旅居印度时，张大千更是将自己的拟作《秋林人醉》一直携带在身边。直到1950年初，张大千受印度全印美术会邀请至印度新德里举办画展，并受到民国驻印度大使官员罗家伦和薛启培的极大帮助。画展结束后，同年10月，张大千为表感谢将自己所画《秋林人醉》赠与薛启培，并复题于画上，其对于自己这张《秋林人醉》的满意与不舍显露无疑。复题中所提及启培乡仁兄为薛启培。薛启培，系张大千同乡密友，民国时期首批驻印外交官员之一，薛氏在得此画作后一直挂于家中堂上，其后人细心保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