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玉碗连金盖及托。小碗为整块和田白玉掏制而成，玉质莹润皎洁，似霜盛雪，透亮可爱。碗作敞口，碗口外侈，小垂腹，矮圈足。白玉质地细腻通透，玉质纹理自然灵动，造型雅致柔美，玉碗内外弧度圆润优美，线条婉转流畅，磨制精到抛光细腻，可见雕琢工艺之精巧。为明代宫碗造型，当系宫廷内制。碗壁浅刻莲花纹，线条简洁流畅，莲瓣造型写意，其雕工精细，似水墨之作，自然雅趣。碗壁薄厚均匀，拿捏可隔而观手，远视之宝光盈盈。原配金盖、金托，皆不施雕刻，但打磨光亮，金色璀璨夺目，与玉碗之素雅相得益彰以突显玉质之美，金器之贵。整器尽显明代之琢玉美学，颇具特色。以金玉相衬的装饰风格在明代流行一时，官民作玉中皆可得见，至明中晚期更是如此。其中典型可见定陵所出的金盖金托玉碗，现藏明定陵博物馆，其玉质器型与本品相类，惟金盖及托满刻纹饰，可资作参照。参阅：1.《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玉器卷》，北京出版社，页151，金盖、金托碗。2.明万历，累丝龙纹金盖，金托盘，玉碗，明十三陵定陵地宫出土。宗藩政策与“藩王自备”金银器明代封建诸王，国初宗仪位数，大略相等，国家所赐也是备极隆渥。随着时间推移，宗支瓜瓞绵延，全仰仗国家给养，费用日益增加，愈晚愈难给授，冠服器用也是如此，尤其是价值甚高的金银器。于是，中央开始对颁赐制度进行修改。藩王府在明中后期，特别是嘉靖之后，自制金银器，尤其是金银首饰的情况变得普遍。原因虽然很多，但最重要的恐怕是国家宗藩政策的调整。嘉靖五年（1526）十二月，朝臣上疏，直指宗藩冠服“劳费不可胜言，宜通算前项成造所费，照先年折价事例，令其自行造办”。宗室“自行造办”冠服，也需遵照礼仪、符合身份，但宗藩散布全国，制作水平难免参差，财力也各有不同，违禁、违式不可避免，粗制滥造亦有发现。于是，嘉靖九年（1530），大臣因王府自制章服导致僭越无度，而提出折中之举：“自郡王而上，冕冠、玉圭、中单、大带、蔽膝、大小袜鞋各仍旧无议矣。惟青衣裳系应禁之物，当造自内府，须奏请颁给。而玉带、玉环、玉佩听自为之。其长子而下，朝祭服俱于所司领价，更改嗣后定以为式。”此建议被朝廷采纳。不仅是涉冠服的金银首饰由藩国自备，原本在洪武年间可领银自造大器，到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也改为自备，不许请给。当时，国家财政日见窘迫，而宗室人数却日益膨胀，只能收紧恩赐，这是朝廷缓解财政危机的无奈之举。到了万历时期，这个做法在藩王中盛行。此件拍品即为此背景下制作而成，是为藩王自用品。流传至今已甚为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