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识：清蒸鱼、炸牛肉片、蚝油鲍脯、炒鸡丁（泡海树）、黄焖大乌鸡块、韭黄肉丝、抢生菜、牛肉度豆腐、银丝丸子（清汤略加生菜数片）、三月廿九日。据《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年谱》中记载：溥心畬与张大千的订交在“1926年春，在北平春华楼（溥心畬）宴请张善孖、张大千、张目寒等人。”1928年秋二人再次会晤，此事则被收录进《张大千年谱》，“先生（指大千）离沪赴北京，经陈三立介绍，在原恭王府偏福殿结识溥心畬。”之后，两人互为欣赏，相处莫逆。1935年8月在北平大古玩商、集萃山房老板周殿侯先生认为南方最优秀和最有代表性的画家是张大千，北方最优秀和最有代表性画家是溥心畬，为此提出了“南张北溥”一说，之后，北京著名画家于非闇旋即响应发表《南张北溥》一文，文中于非闇曾以《南张北溥》为题对二人做了对照：“张八爷是写状野逸的，溥二爷是图绘华贵的，论入手，二爷高于八爷；论风流，八爷未必不如二爷。南张北溥，在晚近的画坛上，似乎比南陈北崔，南汤北戴还要高一点。”随后又有署名作者为“看云楼主”的也在《网师园读画小记》中称“海内以画名者众矣，求其天分高而功力深者，当推张大千、溥心畬二家，大抵心畬高超，而大千奇古；心萧疏，而大千奔放”。从此，“南张北溥”享誉大江南北。在绘画上，他们都属于全能画家，山水、人物、花鸟、走兽无所不精。张的格调是大气磅礴，溥是文气逼人，有人称溥是“中国文人画最后的一笔”。张大千擅长大画，越大越能画出张的特点；溥喜作小画，尤其是小手卷，小的高度甚至在3-4厘米。尽管作品小，但溥画过人之处在于结构严谨，笔法挺劲，气韵秀美，空灵超逸，宁静致远，以小见大，这些恐无人能比。从绘画成就和影响上看，他们都是崇尚宋元一路的画家，功力都很深厚。不过，张民国时期就与兄张善孖创立了“大风堂画派”，晚年又另辟蹊径，创造了泼墨泼彩技法，不仅为中国画开辟了新的道路，并赢得了“东方之笔”、“东张西毕”（与毕加索）之盛誉，这些是溥难以相比的。溥去世得较早，67岁就离开了人世，他的艺术主要成就基本定格在民国。但就张、溥民国时艺术，有专家认为，张大千取法清初四大高僧，上溯宋元晋唐，更吸收借鉴敦煌重彩，所作辉煌大气，可称“南人北相”；溥心畬则绕开董其昌“崇南抑北”的南北宗论，直学被文人画家所贬斥的南宋院体，且将南宋院体山水的刻露一洗而变为元人的萧散，可称“北人南相”。张大千以取法四僧上溯宋元晋唐，更吸收借鉴敦煌重彩，所作辉煌大气，可称“南人北相”；溥儒则绕开董其昌“崇南抑北”的南北宗论，取法被文人画家所贬斥的南宋院体，且将南宋院体山水的刻露一洗而变为元人的萧散，可称“北人南相”。上世纪二十年代，画坛群英荟萃，各门派独树一帜，群龙无首。北京的儒自西山戒台寺回到城中，贵胄血统和文人气质令其出手不凡，直追马、夏风貌，颇具古典气质，一时名声鹊起。而此时的张大千，也经过上海首展脱颖而出，四赴日本后，在画坛崭露头角。溥儒与张大千出生殊异，但二人间的友谊可谓高山流水，终身不弃，有如俞伯牙和钟子期。溥儒亦曾去法国，但因窘于应对，无以为生，接到告急信的大千汇了五千美元救急。回到台湾后，溥儒依旧不肯为官，1963年11月因患鼻癌去世。张大千为溥题写了墓碑，1964年张大千还专程到台湾，在溥儒公子的陪同下赴阳明山公墓祭扫亡友溥儒，在墓前张大千施跪拜大礼，含泪祭奠这位已故的老友。南张北溥—张大千、溥儒书画选集（编号624-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