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刘统勋绢本行书中堂 绢本 镜心提要：是墨宝为清乾隆宰相山东诸城刘统勋书七律诗一首，下款“鸣翁老先生清鉴”，此幅书法有元人赵孟遗意，结字敦厚平正，行笔流畅。上题“文正公遗墨，维城敬藏”，“文正”是皇帝加封给刘统勋的谥号。此幅作品绢本自然古旧，书法行间舒朗，古雅淡泊，体现出高尚的情怀和洒脱的审美。刘统勋一生恪守“不以笔墨招非”因而传世诗文、墨迹极少，此幅墨宝尤显的珍贵，其子刘墉尚留下书名，为清代帖学大家素有“浓墨宰相”之称。书法内容为唐李《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别馆春还淑气催，三宫路转凤凰台。云飞北阙轻阴散，雨歇南山积翠来。御柳遥随天仗发，林花不待晓风开。已知圣泽深无限，更喜年芳入睿才。”170×60 cm.一门三公 父子同宰刘统勋，清代雍正、乾隆年间的重臣。才华超群，学识渊博，为官清廉，恪尽职守，稳重练达，刚正不阿，政绩卓著，德高望重。其平生恪守“不以笔墨招非”因而传世诗文、墨迹极少。在《清通鉴》、《清史列传》、《清史稿》、《清秘述闻》、《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等清代诸多文献中都能查到其事迹。刘统勋(1699~1773) 字延清,号尔钝,山东诸城（今山东高密）人,雍正二年甲辰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先后直南书房、上书房、四迁至詹事。乾隆前期,历官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左都御史、漕运总督、协办陕甘总督、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乾隆帝对其非常倚重，说他“练达端方，秉公持正，朝臣罕有其比，故凡审决大狱，督办大工程，悉命统勋前往莅事，无不治者”。刘统勋官至宰相，为政四十余载清廉正直，敢于直谏，在吏治、军事、治河等方面均有显著政绩。刘统勋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中举人，雍正二年（1724年）考取进士，被翰林院选为庶吉士，担任编修。雍正时期，刘统勋历任南书房行走、上书房行走和詹事等职务。乾隆元年（1736年），刘统勋被提拔为内阁学士，乾隆十七年（1752年），刘统勋进入帝国的核心权力机构，担任军机处行走，从此成为皇帝的左膀右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乾隆下旨修纂《西域图志》，由刘统勋、傅恒、褚廷璋、何国宗等负责。刘统勋亲率测绘队历经艰难险阻踏遍天山以北地区，远涉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吹河、塔拉期河，获取了大量实地测绘资料，乾隆二十六年书成。《西域图志》成为后来新疆地图的蓝本。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5月，云南巡抚郭一裕怂恿总督恒文购买金铜制作禁物，刘统勋受命前往调查。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2月，西安将军都赉克扣军饷，刘统勋再受皇帝钦命查案，又会审山西归化将军保德侵吞公款案，皆如实向皇帝奏明，深得乾隆的信任。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刘统勋任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兵部事务。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升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尚书房总师傅、殿试阅卷大臣。乾隆三十年（1765年）任东阁大学士、国史馆总裁。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刘统勋七十大寿，乾隆皇帝亲笔御赐赞元介景四字匾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出任《四库全书》总裁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十一月十六日，刘统勋赴紫禁城早朝，行至东华门外时，轿内忽然倾斜，抬轿人拉开轿帘发现刘统勋双目紧闭。乾隆听说后赶忙派御前大臣福隆安携药赶往救治，但刘统勋已经故去。乾隆皇帝亲往吊唁，到刘统勋家门口时发现门楣窄小、家居简朴，为之感动。回宫尚未进乾清门，乾隆就忍不住涕泣，对群臣说：我失去了一位得力助手，刘统勋不愧是真宰相，还亲自作挽联和怀旧诗，将刘统勋列为五阁臣之一，追授太傅，赐谥号文正。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刘统勋为官正直敢言，不结党营私。在左都御史任上，上书直陈当时权势极大的大学士张廷玉和吏部尚书讷亲拉帮结派，结成朋党，朝野人士为之赞许，也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视。刘统勋作为朝廷重臣，常在朝中参与机务，与内廷宦官多有见面机会，但他“从不与内侍交一言”，加以避嫌。刘统勋为官处事认真，重视民生。当时黄河水患不断，且因黄河与运河交汇，黄河泛滥河床淤高，严重影响运河的畅通。在乾隆朝前期，刘统勋是治黄和保运工程的决策者和领导者之一，从乾隆十一年到十八年，几乎每次黄河、运河出险，他都前去指挥治理。在治理水患过程中，他熟练掌握了防患和河运知识，“凡十视河堤，两修海塘，前后章疏数十，皆合机宜，剔除积弊，利赖民生”。他为安定黄河、运河两岸人民生活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河南百姓曾在黄河岸边为他立生祠，以示纪念。乾隆皇帝挽刘文正公联泰岳崩颓群岫冷，天容惨淡大星垂。乾隆帝《故大学士刘统勋》怀旧诗从来举大事,要与众老定。小利亦何庆,小失亦何病。阿逆之初叛,众论已纷竞。统勋督陕甘,储需任所胜。欲奔巴里坤,是殆乱军令。治罪易廷桂,并命随军进。五年大功成,释罪重从政。赏罚寓经权,顺应自取听。十余年黄阁,总兼部务仍。遇事既神敏,秉性原刚劲。进者无私感,退者安其命。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门庭显赫，父子同宰以刘统勋、刘墉为代表的清爱堂山东诸城刘氏是清代中国久负盛名的世家望族，也是山东文脉第一大家。创造了父子宰相、三世一品、八子登科的辉煌，先后出了 11 位进士，7 位二品以上高官，乾隆帝为其赐字“海岱高门第”。尤其是刘统勋、刘墉父子在乾隆年间同朝为大学士，刘墉之侄刘之在嘉庆年间任尚书，3人死后分获谥号“文正”“文清”和“文恭”，被称之为“一门三公，父子同宰”。文脉绵延，家学深厚刘氏一门家族显赫，文脉绵延，家风家学堪为天下表率。家族显耀加之学养深厚，使得刘氏一族形成良好的家风，门第不坠。良好家风的形成往往是，家族之链上某个人物出类拔萃深孚众望而为其他成员所宗仰追慕，其懿行嘉言便成为家风之源，再经过家族子孙代代接力式的恪守祖训，流风余韵代代不绝，就形成了家族鲜明的道德风貌和审美风范。而促使东武刘氏家族的家风得以彻底确立的，当属刘必显——刘统勋的祖父、刘墉的曾祖父。刘统勋祖父刘必显非常重视学养，重视良好家风。他认为 :“教子之方，莫要于读书。必能读书乃能明理，能明理始能成器，始能保家，至进取成名。登科、发甲，固视乎命运。然其家三世读书而发始达者十居八九;若先世目不识丁，而其身崛起田间，至登甲、乙榜者，百中仅一二焉。俗语所以说书读三世发’之言也。”良好的家教，使刘氏子孙不依赖父辈，树立了较强的自尊心和进取心，一个个成为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诗文书法，无一不精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一书中说：“刘文正统勋，不以诗名，然偶有所作必出人头地。”由此可知文正公一生虽作诗不多，但质量很高，颇为世人所推重。特选摘一首，以供欣赏：汪师著侍讲寓斋同年小集娟娟玉露滴清圆,净洗新凉水碧天。稠垒壶觞丛树下,凌兢马影多阳边。深杯到手辞难却,好雨如珠断复连。欲继高吟还自笑,强安一字苦拘牵。刘统勋平生善书法，其“书法承旨，笔意清刚”。尽管后世刘统勋书名不显，但他的子孙却因此继承家学，成为了书法巨擘，其品德才学，学富学养，遗泽子孙，光芒万丈。其子刘墉幼承家学，书法作为家学的一部分，也在传承中得到继承和创新。刘墉书法名噪一时，是帖学的集大成者，被称为“浓墨宰相”，书法取法元代的赵孟，书风温文尔雅、中正平和，不激不励，风轨自远，以家学传承长子刘墉，使其成为书坛巨匠做好了积淀。《清史稿》云：“墉工书，有名于时。”从书法传承的角度来看，刘统勋书法上承家学，下启刘墉，为刘墉书法成为时代巨匠做好了铺垫，在传承上起到了过渡作用。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加强和人民的文化联络，清朝各帝都推崇佛教，有些皇帝还精研佛学，如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帝，拈香敬佛念佛珠已溶入清代帝王日常生活习惯中，成为皇帝们每天必修的“功课”。清帝所住的养心殿设有东西佛堂，皇帝日常在此拈香敬佛念佛珠，并规定西佛堂佛诞日念经。位于紫禁城西北角建福宫花园南的中正殿，以它为中心自南向北分布了十座藏传佛教建筑，是清代宫廷藏传佛教活动中心，养心殿佛堂和中正殿佛堂是皇帝一人专用的，清宫记载乾隆帝经常前往这些佛堂拈香，在他执政期间，他下旨大规模兴建佛寺，建造修复佛像，翻译佛经，铸造法器，并在宫内举行频繁的祭祀活动。清乾隆皇帝二十五岁即皇帝位，从乾隆元年至三十九年，每年的元旦和四月八日浴佛节，乾隆均无例外地抄写《心经》一部，从未间断。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后，花甲高龄的乾隆皇帝用更多的时间抄写佛经，每月的朔日（初一）望日（十五）浴佛日、八月十三日生日及中年节，都要抄写《心经》一册。俗话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朝廷大臣们沐浴更衣、口衔苦茶、恭楷写经进呈御览 则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清前期的这一特殊的宗教文化现象。乾隆皇帝与佛教的不解之缘臣工写经臣工写经是朝廷重臣奉皇帝敕命手写的经书，据《中国宫廷善本》一书介绍：清代皇帝虔诚发心，会与每月初一、十五朔、望二日和四月初八浴佛日，还有皇帝的生日，称为万寿节抄写经书，还会敕命朝廷重臣和皇帝身边的伺从在太后、皇帝的生日，或宫中重大庆典特殊日子里，用泥金或墨书精抄佛经进呈入宫。有资格进献手写经书的，均是位尊权重有身份有地位的大臣，或是皇帝得宠的朝廷大员。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现存的清代名 臣写经进呈本是很具宫廷特色的特藏文物，装潢考究，精美华丽，很能代表清前 期书籍装帧工艺的最高水平，纸张为宫廷库磁青，上下花边为如意馆绘制西蕃莲纹，写经字体 恭缮精写，富丽堂皇，最能反映出清代馆 阁体书风的面貌。泥金写经熠熠生光，恭楷书写古雅端庄，更有名家所绘说法图，蝇头细书，一笔不苟，显示出非凡的绘画书法功力。宫廷金字经是皇宫供奉的圣物，极少流出宫外，有丰功伟绩的大臣，皇帝会赐一册供奉。极其珍贵的宫廷写经是用金写成，是内务府用最上等最纯的黄金经过特别调制的，特点是奢华、醒目、经久耐用，能历数百千年而不褪色，诚乃宫廷法宝。宫廷金字经是一直秘藏皇宫的珍贵佛门圣宝，这些集合了当时最顶级的皇家资源，顶级的皇家材料，诚心为佛祖所做的法宝，材质与法力赋予了这些法宝拥有金刚不坏之身，永世传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未昭示海内外的宫廷孤本，主要包括皇帝御笔写经，臣工抄写经书等。这些一直秘藏于深宫的珍贵写经，书品好，书写材料很独特，版本精良，装饰极其考究，具有鲜明的皇宫特色。在书史、版本史、中国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开经的佛说法图所绘栩栩如生，金光四射，立体感很强。此件磁青描金写本，抄写恭敬，书风流畅，一笔不苟，恭缮精写，显示出非凡的书法功力。装潢考究，精美华丽，富丽堂皇，代表清代中期宫廷佛经抄写装帧工艺的最高水平，古雅端庄，熠熠生光。838 清乾隆刘统勋进呈本写经《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25×10.5 cm.今有幸见到刘统勋书《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卷下》瓷青描经，前后加钤“乾隆御览之宝”，出自乾隆敕令，纸墨皇室庄严，当朝丞相沐手所书，身份华贵无匹。展卷悦目，文人书卷气跃然纸上，见字如面，字如其人，从此卷也可以窥见齐鲁孔孟先哲清廉方正，温良恭俭的处世态度，犹不能不以之兴怀，而由衷的发出钦佩和赞叹。从刘世勋的这幅为皇帝敕命，精心抄写佛经上。书法虔诚，有元人赵孟风轨，儒雅冲和，不激不励，代表了文人士大夫审美意趣和高尚情怀，从这幅经卷上，历史找到了最好的诠释，佛光灿然，万世至宝。明代永乐皇帝御制瓷青金藏经2020年8月荣宝“一念莲花开”敦煌写经与古籍善本专场与此明永乐宫廷写经有幸结缘，使得这件隐藏光芒的佛宝再度惊鸿现世，佛光普照。明代宫廷写经流传极其稀少，仅屈指可数的几件流传在国家和私人博物馆里，稀有性极之高可见一斑，出自皇家，抄写的经文里流淌着皇家对佛主的皈依和虔诚的供养，从插画到书写，无一不恭敬，无一不尽善尽美。来源清晰，流传有序，先由帝师翁同递藏并题写诗文，后经清末藏书家蔡鸿鉴递藏。惊鸿现世，佛光普照由于存世罕见，国内目前对于明代宫廷的系统性研究的资料较少，仅有少数几篇单论性质的文章，这些文章对于研究明代宫廷写经具有开创性的价值和意义。1985年004期周绍良先生《明永乐年间内府刊本佛教经籍》一文发表在《文物》，肯定了明永乐内府刻经在插画和版刻高超技艺和水平。2003年003期罗文华先生《故宫藏明内府金藏经》一文发表在《紫禁城》，文章介绍了故宫博物院所藏的3件明永乐时期宫廷抄写的佛教经咒集并描述品相和插图内容，为了解宫廷写经提供一个参考。根据《秘殿珠林》的记载，当时乾清宫收藏了四部明宫廷抄写的佛教经咒集，均 题作“明人书内府经藏金”，按照千字文编号，依次为“宇一”（下文简称“宇本”）、 “宙一”（下文简称“宙本”）、“洪一”（下文简称“洪本”）和“荒一”（下文简称“荒 本”）。清宫档案中也见相关记载。可惜这四部经咒集已经散佚不存，所幸故宫尚有三件抄本存世，未见著录于《秘殿珠林》中，一本收藏在故宫图书馆，上有黄 纸签云：“明内府金藏”，简称“散本”；另一个收藏在故宫书画部，经匣上刻有 “明成祖写经”，此经据当时记录是罗福颐先生所捐，简称“罗本”，二者均应是 原宫中藏本。另外，故宫图书馆收藏了乾隆年的仿抄本，简称“乾隆本”）。另外台北故宫藏《大乘经咒》一件。这些经咒集均有一些共同特点：墨笺纸，经摺装，泥金小楷两面书写，所录内容以佛教信徒日常诵的经咒为主，多数经咒前有泥金绘佛教诸尊像。每部抄本最后还附有墨笺纸泥金书种子字曼陀罗（而乾隆本无）。目前，此件为已知的存世的第五件明代永乐御制宫廷写经已经惊鸿出世，浮出水面，这一件堪称国宝级的写经即是这次一念莲花开”敦煌写经与古籍善本专场无上宫廷佛宝！【1】“罗本”边长6.8厘米，高6.3厘米，原收藏地点不明。墨笺本，折装，册首有贝叶文。经咒前有佛像，泥金画。永乐序文后均钤小字阳文篆书“永乐御书”朱印各一。附金汁书种子字曼陀罗3件。外有木经匣，题刻“明成祖写经”，非原配，应为晚近收藏者所加。【2】“散本”边长7厘米，高2.3厘米，原藏乾清宫。墨笺本，折装，册首有贝叶文。经咒前有佛像，泥金画。附金汁书种子字易陀罗1件。经文最后钤“内府珍秘”、“乾隆御赏”、“乾清宫鉴藏宝”印。附金汁书种子字曼陀罗1件。檀木匣，盖板上雕双龙戏珠于海水江岸之上的传统图案。做工略粗，应是清代作品。盖板内面刻泥金字“护心经”。内置放纸板青缎裱经匣，上有黄纸墨书“明内府金藏”字样。经匣板上有虫蛀的痕迹。经卷封页上有泥金绘卷莲纹和兰扎体梵文咒。【3】“乾隆本”边长7厘米，高9厘米，原藏养心殿。磁青笺本，折装，两面泥金书。经前有佛像，泥金画。经目后题款：“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孟夏之月中御制仿宫藏金经”经后钤“乾隆御览之宝”、“秘殿新编”、“珠林重定”方印三，经中有“乾清宫鉴藏宝”、“乾隆鉴赏”和“秘殿珠林”印三，经文最后有“乾隆鉴赏”、“秘殿珠林”、“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印四。木经匣，内置万字纹纸板黑漆经匣，正上方有泥金绘文殊菩萨像，其余5面各绘十字交杵纹。皇室的皈依与虔诚的供养大明成祖朱棣（1360年5月2日－1424年8月12日），汉族，是明朝第三位皇帝，1402年－1424年在位，年号永乐 元顺帝至正二十年（1360年）四月十七日（5月2日），朱棣生于应天府（今南京）。早起被封为燕王，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为了提防朱棣造反，建文帝朱允派工部侍郎张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使谢贵、张信为北平都指挥使。随后又命都督宋忠屯兵驻开平，并调走 北平原属燕王管辖的军队。后发动靖难之役，起兵攻打建文帝 。1402年在南京登基，改元永乐。 朱棣在位期间改革机构，设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巩固了南北边防，维护了中国版图的完整。多次派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外友好往来。 同时还命人编修《永乐大典》，疏浚大运河。1421年迁都北京，对强化明朝统治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位期间将由靖难之后的疮痍局面发展至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盛世，史称“永乐盛世”。 朱棣驾崩后谥号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葬于长陵。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明世宗改谥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改上庙号为成祖。元末大乱，以游方僧出身的朱元璋起兵，最终登上皇帝宝座，早年僧侣的生活经历，使得其对佛教的重视程度超过历代开国皇帝。明成祖朱棣上台后，从永乐十年起，兴建金陵大报恩寺，历时十九年建成。永乐年间明廷请来众多西藏高僧，刊印大藏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时间佛教盛行。明成祖朱棣作为一代英主，刊刻了不少佛经，并且亲自作序阐明经义。故宫藏《明太宗皇帝御制集卷第三》（《故宫珍本丛刊526 大明太宗集 铃山堂集三种》，第22-25页）中，收录5篇序文，未注明写作年代，但可以确信确系永乐皇帝所作：《御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序》，永乐九年五月一日；《御制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序》，永乐九年五月一日；《御制真实名经序》，永乐九年七月十五日《御制佛顶尊胜总持经咒序》，永乐九年七月十五日《御制大悲总持经咒序》，永乐十年五月初六日考察北京故宫所藏3部金藏经，均录有5篇永乐帝制经咒序。而此本收录其二：《御制佛顶尊胜总持经咒序》，永乐九年五月一日《御制大悲总持经咒序》，永乐九年五月一日此佛宝存存四幅泥金绘诸佛尊像画，尊胜佛母：1幅，《御制大悲总持经咒序》，永乐九年五月一日无量寿佛：1幅位于《御制佛顶尊胜总持经咒序》，永乐九年五月一日上下册卷后皆为说法韦陀像。卷末录御制四言发愿文：六合清宁，七政顺序。两蜴时若，万物阜丰。亿兆康和，九幽融朗。均跻寿域，溥种福田。上善攸臻，障碍消释。家崇忠孝，人乐慈良。官清政平，讼简刑措。化行俗美，泰道威亨凡厥有生。俱成佛果。册首有贝叶文，卷附金汁书种子字曼陀罗1件。来源清晰 递藏有序卷末有翁同题跋《题明人写经寄鹿卿》诗一首，此诗收录在《翁同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6页），题跋后有年款，“甲戍（1874年）九月廿二日漫题此诗寄鹿卿 江南手颤不复成字矣。叔平记”翁同生于1830年，推算出翁同作此诗歌时44岁，将此题跋与《翁同日记》（中华书局，第1064页）相较，日记详载与题跋高度相符，现将日记录于其下：“初九日（9月19日） 晴。辰入，坐小朝房，有内务府一起。入饭。饭毕至东殿庐，午初三刻传今日无书房，遂出至新寓，祥侄、松侄及两稚子来，晚归，余留宿。”“十三日（9月23日）晴暖……夜具肴酌为五兄祝寿。”“十四日（9月24日） 晴热。晨拜东北城客，饭于新寓，拜客出城。夜祥筹儿具肴馔。”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史料与跋文高度一致，而跋文更加精确细微，从纸墨上来看，笔墨遒劲，气脉畅通，是极具历史性、学术性、艺术性。翁同（1830~1904）字声甫，号叔平，又号韵斋、瓶生、瓶笙、井眉生等，晚号松禅、瓶庐，江苏常熟人。二十三岁中举，二十七岁参加咸丰六年（1856）丙辰科会试，中试第六十三名贡士，覆试一等第二，殿试一甲第一名，例授翰林院修撰，当时已目为储相。翁同稣曾先后在弘德殿、毓庆宫行走，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又曾被奉派为七次乡、会试正副考官，门生故吏遍于天下，一生立朝四十馀年是晚清政坛名重一时的朝廷重臣。翁同状元及第，两朝帝师，是晚清少有的名臣。翁同的父亲翁存心也是朝廷重臣，曾为同治帝师，其诸弟也为封疆大吏。父子帝师、宰相，兄弟督抚，叔状元，四代翰林，当时翁氏门第之鼎盛，与科举之奕世绵长，为汉族文臣之冠，在清代二百六十七年历史中，唯桐城张英、张廷玉家族，常熟蒋廷锡、蒋溥家族，诸城刘统勋、刘墉家族差可比肩，相埒并论。翁同不仅在政治上名垂青史，在文学和书法上的造诣也很精深。翁同是晚清诗坛一位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的著名诗人，有《瓶庐诗稿》八卷行世。在交游上，经常与当时著名诗人高心变、莫友芝在陶然亭相酬唱，却从不自诩。在书法上，翁同曾有“晚清第一书家”之名。《清稗类钞》言“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被称为日本书圣的杨守敬云：“松禅学颜平原，老苍之至，至一稚笔，同治光绪间，推为天下第一，洵不诬也。”可见翁同书法过人之处。此件书法融翁同文气、才起于一身，掺以北碑笔法，苍劲古拙，结字精妙，意态万千，洵可宝也。明人书磁青描金金刚经瓷青纸又名绀纸、碧纸、绀碧纸、绀青纸、鸦青纸等，被称为磁青纸则见于明代是五代至宋的一种华丽的染色加工纸，以桑皮或楮皮造，一般较厚重，可分层揭开，最厚者可揭为三、四张，并染以靛蓝成深蓝色，再经强力砑光，有时涂布蜡质，因其色类青花瓷故瓷青纸。宋·黄庭坚有《求范子默染鸦青纸》诗句：“为染溪藤三百固，待渠湔拂一床书。” 宋·郭若虚《图画闻见志》记载高丽使者来中国，私觌折叠扇用鸦青纸，鸦青纸色蓝黑如鸦羽而有光泽。表达了瓷青纸之珍贵难得。瓷青纸最早作为抄写经书所用，考古发现的众多经书皆为写在瓷青纸上。隋唐时期佛教在我国风行，众多善男信女以抄写佛经来献佛，称为敬舍或供养。唐代日本留学僧圆仁就曾在《入唐求法巡行记》中记载“绀碧纸金银字大藏经”。明代泥金经还以“磁青纸”闻名。明刘侗（约1593-1636年）《帝京景物略》卷四云：“磁青纸，坚韧如段素，可用书泥金。”明屠隆《考馀事·纸笺·国朝纸》载：“犛览种校?江西西山置官局造纸，最厚大而好者曰连七、曰观音纸。”如此“厚大而好”的纸价与磁青纸价相比，是怎样的情况呢？据明人沈榜（约1551-1596年间在世）《宛署杂记》记载，隆庆六年（1572）皇帝驾崩，用“连七纸三千张，银三两；……磁青纸九张，银二十二两五钱。”可见磁青纸实为纸中奢侈品。现将题跋释文录于其下：“薄海同瞻大藏经，法王龙树竟凋零。云中金臂何曾见？世上酡颜唤未醒。黄花开后雁南飞，一棹江乡客又归。五兄莅任，祥还家。只有东华老居士，冒寒持烛捡朝衣。柏古轩中柏子禅，问渠信行可清坚？炬风刃蜜消除易，四向心光须十年。休将慧解证前因，捏眼生花岂是真。佛法本来天大，强修公据尔何人。说了中乘说下乘，散堂我是打色僧。明知苦语多饶舌，要使人间有一灯。第三首除下脱易字甲戍（1874年）九月廿二日漫题此诗寄鹿卿 江南手颤不复成字矣。叔平记”诗中祥即翁曾纯：翁曾纯（1834—1895），字子祥，号吉卿，江苏常熟人。翁同爵长子，同治十年（1871），捐纳浙江衢州知府。五兄即翁同爵：翁同爵（1814-1877），字玉甫，翁心存次子，翁氏叔伯中排行第五，故翁同称其为五兄。历任湖南盐运使、湖南按察使、湖南布政使、四川按察使、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同治十三年九月，翁同爵补授湖北巡抚，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光绪元年五月，翁同爵兼署湖广总督。光绪三年八月初一日病逝于湖北任上。此卷红木经折装，封面黄色笺纸墨笔题签：“明人写经 卿藏”。卿即是晚清著名藏书家。蔡鸿鉴（1854～1881）清末藏书家。字卿，号季白，一号琴笙，别号秋蟾。 清浙江宁波人，侨寓上海。父荣禄为宁波富商。卿自幼勤读，藏书甚富，在上海沪西建有“墨海楼”、“二百八十峰草堂”藏书楼，镇海藏书家姚燮“大梅山馆”的藏书，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流入“墨海楼“甚多，而“天一阁”、“抱经楼”部分藏书亦为其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