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录：1.《清宫内务府档案总汇乾隆七年起乾隆八年止》卷11，页3642.《清宫内务府档案总汇乾隆十年起乾隆十一年止》卷14，页1043.《清宫内务府档案总汇乾隆三十三年起乾隆三十四年止》卷32，页567至页576 铭款：“大清乾隆年制”“特等第一”满文“■”（音gung，意指“九品军功，此乃第一”）来源：Sotheby’s,London，09November2016,Lot100美国私人收藏，1998年PHILIPTom收藏，得自1980年代末CharlesSnider收藏 备注：附报关完税单乾隆朝御制火枪释考一、乾隆御制「特等第一」火枪「国之大事在戎与祀」。自古以来战争伴随着每一个王朝的建立与结束。所以也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一件国事。在这重要的国事当中，兵器是其军事力量的重要衡量标准。清代康雍乾三朝基本平息了国内的战乱，由于技术精良，加之借鉴国外的相关技术又为清代兵器制造带来新的发展。清代的武器制造大致有：武备院、工部和养心殿造办处。我们知道养心殿造办处是「承造内廷交办什件」。所以在各类武器的制造中，造办处所制各类武器常作为御用和赏赐功勋，最为高级。我们在《清宫武备图典》中可以看到其中的诸多宫廷制作武器。在这里我们要介绍一把《清宫武备图典》未收录的一把造办处御制火枪。火枪，长176.5cm，铁质枪管，前部起脊，中部四棱，中部上方錽金楷书「大清乾隆年制」铭款（图一），周围环绕鋄金、银、铜三丝夔龙、卷草纹饰枪管后膛为圆形，上置夔龙型望山，刻有汉字「特等第一」四字双行楷书款，另刻有一个满文「」，音gung，意指「九品军功，此乃特等第一」1。枪头置准星，鋄金饰回纹、蝉纹（蕉叶纹）。下置存放搠杖用的孔洞，搠杖已遗失。枪床为云楸木，云楸木系北方木材，收缩率较小，适合枪支制作。下置紫檀木叉，叉尖饰角，鋄金饰回纹、蝉纹（蕉叶纹）、卷草纹。枪体以三道皮箍加固，其中两道皮筋损害，改铁皮加固。火门处置火线支架，火门周围及枪膛后部与枪床交界处以象牙做边，工艺精湛、做工考究，极具典型的乾隆时期宫廷制作风格。特供清廷皇帝使用的御制火枪，十分注重装饰性，大都系皇帝本人敕命审定，由宫廷内务府造办处负责制作，列入典制，为皇帝专用。2二、《清会典图》关于乾隆御制火枪的记载「特等第一」火枪与《清会典图•武备八》（图二）中关于「特等第二」等御制枪的描述，无论是枪床材质、长短尺寸、枪支形制以及装饰纹饰等特征均十分相似。据《清会典图》记载：高宗纯皇帝御制枪其制有七：一、奇准神枪。枪口镀金回文蕉叶。丈前起脊。中四棱。镀金为双螭环绕镀金。「大清乾隆年制」汉文。后圆。加星斗。镀金素火机。云楸木床，床末饰以角。底镌「特等第二」。「枪长四尺五寸，重七觔（按：斤）、鞘重二觔二两、共重九觔二两、药重二钱、子重五钱」，亦汉文。桦木叉，末饰以角。一、准正神枪。枪口髹漆，素铁火机。床底镌「头等第二」枪。长四尺三寸。重六寸六觔八两。鞘重二觔。共重八觔八两。药二钱。子重四钱。汉文。余俱如御制奇准神枪之制。一、纯正神枪。床底镌「头等第三」。枪长四尺五寸。重七觔，鞘重二觔二两。共重九觔二两。药二钱，子重四钱五分。汉文。余俱如御制奇准神枪之制。一、连中枪。床底镌「头等第四」。枪长四尺四寸。重六觔十二两。鞘重二觔一两。共重八觔十三两。药二钱，子重四钱五分。汉文。余俱如御制奇准神枪之制。一、应手枪。近口锲索文花文。中亦如之。近火门锲花纹。素铁火机。高丽木。床底镌「头等第五」。枪长四尺五寸。重七觔。鞘重三觔二两。共重十觔二两。药二钱。子重五钱。汉文。余俱如御制奇准神枪之制。一、威赫枪。前起脊，镀金索文花纹。中亦如之。后四棱。近火门锲花文。素铁火机。高丽木。床底镌「头等第六」。枪长四尺五寸。重七觔，鞘重三觔二两。药二钱，子五钱。汉文。余俱如御制奇准神枪之制。一、威捷枪。高丽木，床底镌「头等第七」。枪长四尺四寸。重六觔十二两。鞘重三觔一两。共重九觔十三两。药二钱，子重四钱五分。汉文。余俱如御制奇准神枪之制。对照「特等第一」火枪的工艺特征不仅与文献描述相符，也与《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大系•清宫武备》（以下简称：《清宫武备》）记载的故宫旧藏的「纯正神枪」3等火枪的制式也极为相似（图三）。最大的差别，仅枪托部位没有镶嵌玉片，也没有配象牙牌，以标明枪名以及子弹及火药信息（或已遗失）。《清会典图》在记录七把御制枪之前，另外单独记载了四把乾隆御用枪，分别是：虎神枪（刻款：御制虎神枪、虎神枪）、旧神枪（刻款：乾隆御用）、花准枪（刻款：花准枪）、大准枪（刻款：大准枪）4。显然御制枪和御用枪，有所不同。然而，对照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击鹿像轴》（图一）中描绘的乾隆帝手中猎枪、故宫旧藏的「纯正神枪」火枪、与「特等第一」火枪一样同属火神枪。从中也可以知悉，「御用」与「御制」，枪的制式大同小异，但铭款等级和功用上却有明确的不同。作为「特等第二」的奇准神枪同「头等」级别的其它六杆枪被列为御制枪，那么「特等第一」火枪也应属「御制」类，而非乾隆帝用来狩猎所用。那么「御制」历史意义上是否就意味着比「御用」的等级要低呢？《清会典图》载录的御制枪有七把，标署有明确的等级区别：特等、头等，并按照次序进行排列，均作为国家重要的武器装备，加载《清会典图》这一对于整个朝廷和国家来说都有着非凡意义的礼制典籍之中，已足显珍贵。《清会典图》在乾隆朝的修撰时间系乾隆十二年开始至乾隆二十九年5。由此可知，此把「特等第一」火枪与《清会典图》所载的其它七杆枪，最晚在乾隆二十九年之前便完成了制造，也可能更早于乾隆十二年。从等级序列上看，《清会典图》中载录七把，并非意味着只有七把。既然是御制枪，其下一等的「特等第二」、「头等第七」都作为乾隆朝经典武备名列典章，而高出一等的「特等第一」、「头等第一」却没有提及。同时也可以推断出：在乾隆二十九年之前「特等第一」、「头等第一」等枪即已缺失，这里面究竟隐藏一段什么样的不为人知的历史呢？除了「特等第一」，乾隆一朝六十年，到底制作了多少把御制枪、由谁负责制作的，造成之后的使用情况又是如何，除了乾隆把玩狩猎，有没有其它的用途？这些御制枪，目前保存状况如何？「特等第一」火枪又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和场所中使用？笔者查询《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依据其中记载，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逐一探究。三、乾隆御制火枪制造及保存情况（一）乾隆御制枪的制造情况6乾隆一朝的宫廷重要器物制造，多有档案留存。关于乾隆朝御制火枪的制造情况，笔者按历史纪年逐年查阅《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陆续查得五处关于此批御制枪的制造及存放地点的档案记录。为了便于大家对乾隆朝御制及御用火枪的了解，现将宫廷造办处的御制枪的制作情形，现具体整理辑录于下：1、乾隆八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御制枪的制作乾隆八年十一月炮枪处初八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在外传与哈达哈造的扎虎枪、鸟枪在佛保那里做，着问哈达哈还未传给海望，再有懂得造枪的一齐，满洲（按：满洲火器营）仝哈达哈，一仝照看，钦此。于九年三月初十日，郎中佛保、员外郎苏和将画得蚕纹嘴子夔龙、乾隆年制款、商金丝头号交枪样一件，转交太监张玉呈览。奉旨：照样准做。再头号上好交枪选一杆，做通身商金丝花纹画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于九年三月二十日，郎中佛保、员外郎苏和（苏赫）画得交枪商金丝花纹纸样一张呈览。奉旨：交枪商金、银、铜三样丝，再扎虎枪选上好的，应镀金处镀金，画样呈览，准时再做。次些的以备赏用，不必甚急，细细致致打造，钦此。于九年四月初八日，郎中佛保、员外郎苏和将做得商金、银、铜三样丝长方铁一块呈览。奉旨：照样准做，将此商丝铁镶紫檀木做压纸交进，钦此。于乾隆九年六月初三日，郎中佛保将做得镶紫檀木钢压纸十二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讫。……于乾隆十年五月十二日，郎中佛保将造得扎虎枪八十四杆，俱交武备院库使赫伸持去，讫。于乾隆九年四月十二日，太监胡世杰交铜压纸一件，传旨：着交佛保照此样短五分做商金、银、铜三样丝铁压纸做几件，先画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于乾隆九年四月十四日，郎中佛保画得商丝压纸样一张，呈览。奉旨：准做八件，钦此。于乾隆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太监胡世杰传旨：着佛保干清门枪架上有外国进来的枪一杆，照样画来呈览，准时再做。钦此。本月二十四日郎中佛保将画得照外国进来枪纸样一张呈览。奉旨：照样准做。再将钺斧大刀方天戟画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于乾隆九年五月三十日，郎中佛保将画得钺斧纸样一张、大刀纸样一张、方天戟纸样一张，呈览。奉旨：照样准做。再架子枪、钺斧方天戟俱照雁翎刀䉂子一样，钦此。于乾隆九年六月二十六日，郎中佛保将做得钺斧大刀方天戟俱持进，交讫。上述档案记载了，乾隆八年十一月八日之前御旨制作鸟枪，期间多次钦定纹样工艺，直至乾隆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方才定夺好款式，开始制作，并特别嘱咐：「不必甚急、细细致致打造」。另外，特将镶嵌金、银、铜三种金属丝纹样的铁质样品，镶嵌紫檀，制作镇纸作为文房用具。后来将尺寸缩短五分，又做成十八对镇纸，足见乾隆帝的对这批鸟枪的重视以及对鸟枪样式的完美要求。另外这批枪的款式参考的「乾清门枪架上有外国进来的枪一杆」到底是哪把枪？款式是什么样的呢？查阅《清宫武备》，其中载录一杆「乾隆御用荷兰改鞘枪」7（图五），其中所附的皮签上以满、汉文墨书「高宗纯皇帝御用荷兰（残），乾隆八年恭贮」。特等第一火枪与这把荷兰改鞘枪，在枪支形制和枪管上以鋄金装饰纹样的工艺特征极为相似。另外在时间上也存在交集：荷兰进贡的荷兰改鞘枪，系乾隆八年进贡而来，而这批御制枪，便是在乾隆八年下旨制造。再从乾隆皇帝对这把荷兰改鞘枪作为御用枪的重视程度，可推断「乾隆御用荷兰改鞘枪」即为《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的「乾清门枪架上外国进来的枪」。很可能就因为其日夜摆放干清门，令乾隆帝朝夕相见略有又感，从而以此为原型制造了御制枪。2、乾隆九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8（「头等第一」御制枪的用途）十一月炮枪处二十一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着佛保做的商丝枪、夹量斗、藏里人做的佛、并押嘛达嘎坛枪戟，送来呈览，钦此。于本日郎中佛保将特等上用商金丝枪一杆、商金丝款特等枪二杆并夹量等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张玉呈览，奉旨：将头等枪七杆内挑上好的枪一杆，交造办处拴绊，赏波罗鼐，钦此。于本月二十二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将挑得头等上好的枪七杆内头一杆，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着海望将枪鞘上不要漆画、镶嵌想法装重，照厄尔得装严拴绊，钦此。于本月二十四日，七品首领萨木哈赏波罗鼐厄尔得庄严枪一杆，将本处现今随侍上用旧神花枪一杆、波罗鼐进的红布拉哈皮荷包、黑红皮烘药大药葫芦，随铅子模子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就照此花枪的鞘子装严，其荷包大药葫芦、烘药葫芦，准照波罗鼐进的成做。亦随铅子模子，俱要华严，钦此。于本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太监胡世杰传旨：……于乾隆十年正月十七日，司库白世秀将特等枪一件，并大药葫芦、荷包等件持进交奏事处，讫。根据此条档案，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八年开始制作的这批御制枪，是为押嘛达嘎坛所特制。乾隆九年十一月，在制作过程中先行将「头等枪七杆内挑上好的一杆」，「头等中的头一杆」赏赐给了波罗鼐9。根据《清会典图》所列的名次，推断或为「头等第一」，此把火枪的制作完成时间，系乾隆十年正月十七日，即公元1745年2月17日。「特等上用商金丝枪一杆、商金丝款特等枪二杆」，说明「特等」级别的枪有三杆。「特等上用」，指的是乾隆御用，从尊卑次第排序上分析，有理由推断，这杆「特等上用」指的便是「特等第一」。由此推论，「特等第一」火枪，属于乾隆御用级别，也是特为押嘛达嘎坛所特制。另外，《清会典图》标注的「头等」枪排到第七，结合「头等枪七杆」的清文件记录，说明「头等」枪共有七杆的数量是准确无误的。加之「特等」枪三杆，可见制作时，在数量上有取整数之意。3、乾隆十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10（特等火枪供在呀吗达嘎坛内）炮枪处五月初二日，司库白世秀催总福陆将做得：特等商金银丝交枪三杆、头等交枪六杆、二等交枪十杆、三等交枪十二杆、上用扎虎枪四杆11，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将特等枪三杆内商金银丝交枪一杆将烘药葫芦、火药葫芦预备齐全。俟朕再到雍和宫时呈览过，供在呀吗达嘎坛内。再将上用扎虎枪四杆，将枪杆上款磨去。在枪头趐窝子上镀金丝款，钦此。十三日，司库白世秀催总福陆将做得：特等交枪二杆、头等交枪六杆、二等交枪十杆、三等交枪十二杆、上用镀金龙扎虎枪四杆、官用扎虎枪八十根，持进交太监张玉、胡世杰呈览。奉旨：将特等交枪二杆、头等交枪六杆，交公哈达哈起名色，预备待用。二等、三等交枪二十二杆，交炮枪处收贮。其上用扎虎枪四杆，并官用扎虎枪八十杆，交武备院，钦此。于本月二十三日，武备院库守将上用扎虎枪四杆、官用扎虎枪八十杆持去，收讫。以上内务府档案再次明确显示，「特等」枪有三杆，除了《清会典图》所载入的「特等第二」，加上目前现世的「特等第一」，说明还有一杆，或为「特等第三」。此批火枪的制作完成时间系乾隆十年五月初二，即公元1745年6月1日。「特等枪三杆内商金银丝交枪一杆」，「俟朕再到雍和宫时呈览过，供在呀吗达嘎坛内」。随而有了以下疑问：为何要将一把枪供奉在呀吗达嘎坛内？是哪把枪？4、乾隆三十四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12五月炮枪处十三日额驸福奉旨：着照上用虎神枪造枪一杆，俟寅年寅月寅日寅时与工成造，逢寅日时告竣。钦此。于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库掌四德、五德将查得明岁正月十二日系寅年月日（1770年2月7日），即于寅时开工，打造虎神枪。查乾隆三十一年九月内（按：应该是「三十二」，或为影印墨迹不清的缘故）遵旨：造过交枪八杆试放之时，选得上用枪四杆，其余四杆作为备用在案。此次打造虎神枪，请照从前造枪旧例打造枪三杆，此内拣选上等者呈览作为上用枪，余者库贮备用缮折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具奏。奉旨：知道了。……于闰五月十三日库掌四、五德将贝子扎拉丰阿等试放新造得虎神枪筒三杆内上用头等一杆、二等一杆，不堪上用枪一杆，随将上用铭羊角叉子旧虎神枪一杆、桦木叉子奇准枪一杆，请应配何样枪鞘？并库内查得无铭羊角之处呈览。奉旨：将头等枪一杆俱照旧虎神枪鞘做法一样配鞘。靶上不必尚满汉字，着安玉底银脑门。其铭羊角叉子查系何地方所出，或库库诺尔地方有，或回子地方有。着大人们行查。余剩二杆俱照奇准枪鞘一样配鞘子。钦此。于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库掌四、五德为做虎神枪鞘上铭羊角叉子一副，栢唐阿福林保、刘璋外边找得铭羊角叉子大小四支，足做枪叉一副，并旧虎神枪铭羊角枪叉，一并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准用铭羊角成做枪叉一副，其找枪叉二人着赏大卷五丝缎各一疋。钦此。……于三十五年十月初八日，库掌四、五德来说，交太监胡世杰交青白玉虎神枪底一件（如意馆刻字交来）传旨：安在新造虎神枪上，钦此。于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库掌四德、五德将造得上用云楸木鞘玉底虎神枪一杆，云楸木鞘牛角底虎神枪二杆，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将上用虎神枪交启祥宫商金片乾隆御制款，其余枪二杆着收贮。钦此。……十七日（按：五月）笔帖式常安持来御前鸟枪处清字印文内开本处侍卫常保等领取造办处鸟枪八杆，试放看得第一杆、第四杆、第五杆、第八杆此四杆堪可上用，其余四杆不堪上用等因，于三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具奏。奉旨：试放好的四杆配上用鞘，其余四杆配寻常鞘，得时呈览。钦此。钦遵相应咨行，造办处办理等因，回明额驸、公中堂大人准行遵此。总管达拿准行记此。……于六月二十日，催长四德、五德将现做上用枪四杆上银脑门一件，上贴乾隆御用款样并枪身纸样上，贴得大清乾隆年制款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上用枪四杆俱准做银脑门。其乾隆御用款，着如意馆商银片字。枪身上不必刻款。钦此。于七月十五日，催长四德、五德、笔帖式富尼呀汉将造得仿虎神枪、花准、御制、回子花套等枪四杆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仿虎神，写名：新神；仿花准，写名：新花准；仿御制写名：新奇；仿回子花套，写名：新小准。俱入武功良具，交如意馆商金片乾隆御用款。钦此。于七月十八日，催长五德、笔帖式富尼呀汉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如意馆现商金片款，仿虎神等枪四杆，得时不必送往热河。钦此。乾隆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下旨挑选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制作虎神枪一把，于乾隆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造得三杆，选出二杆作为上用，并选定其中一杆作为上用新虎神枪，配枪鞘、枪叉、安装玉底、镌刻铭款，最终于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完成制作。三十二年，五月十七日，新做得鸟枪八杆，选出四杆作为上用，钦定新名称：新神、新花准、新奇、新小准。四杆均入武功良具，不必送往热河等语，然而，查阅核对《大清会典图》，此四杆并非会典图中的四杆（虎神枪、旧神枪、花准枪、大准枪）。其中缘由，应该是《大清会典图》已经于乾隆二十九年完成编撰。5、乾隆三十四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13（御制枪的使用情况）三月炮枪处十八日库掌四德等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将武功良具折内所有上用枪炮，俟进宫斋戒时伺候呈览，钦此。于本月二十八日件武功良具折内上用枪炮，按在养心殿呈览。奉旨：御制交枪系何年成造、何人监视、谁试放定得等次；再查特等第一、头等第一枪何处用了？钦此。于四月□日，由军机处将御制交枪系何年成造、何人监视、定得等次并用存数目分析缮折具奏。奉旨：查未入武功良具康熙年旧存枪还有多少、雍正年间造过枪无有？钦此。随折片二件。遵旨，查御制交枪系乾隆八年十一月内奉旨，哈达哈14打造。其监视成造，系郎中佛保、员外郎苏赫承办。共造成三十二杆，分为四等。又三十二年，郎中观柱、库掌六格承造四杆，未分等次，所有用过及现存数目，谨另缮清单恭呈御览。再查武功良具内除乾隆年间所造交枪三十六杆外，尚有旧存康熙年间交枪二十八杆、线枪二十杆，谨一并分晰开列单内谨奏：乾隆八年及三十二年两次造交枪三十六杆：特等交枪三杆、头等交枪七杆、二等交枪十杆、三等交枪十二杆、未分等次交枪四杆。以上共造过三十六杆。雍和宫供奉「特等第一」枪一杆、赏波罗鼐「头等第一」枪一杆、赏傅恒「特等第三枪」一杆、入武功良具枪七杆（内特等枪一杆、头等枪六杆）、入武功良具枪四杆（未分等次），以上共享十四杆。余枪二十二杆，现存炮枪处。……于本月初七日（五月），将武功良具内交枪三十九杆、线枪二十杆持进，安在奉三无私呈览。奉旨：将上用交枪内花线奇枪一杆，归入线枪类为头一杆，照旧使铅子钱粮。将平常线枪驳下一杆来，仍作为二十杆之数。交枪内添入两杆，作为四十杆之数，将虎神枪为头一杆。其旧神大准等枪，按依次序排下。武功良具折内交线枪共要成六十杆。再未换玉底交枪俱换青白玉底，线枪俱换青玉底。先做样，呈览。再换得玉底时，不必刻枪的等次。照虎神枪，俱安玉底样式刻字。如意馆所商新神、新奇、新大准、新华准枪上的「乾隆御□」款该商「乾隆御制」字样。钦此。……此条档案至为重要，详细地记录了乾隆三十四年之前，「御制枪」的制作情况：御制枪，在乾隆三十四年之前总共仅制作了36杆。并翔实记载了这把枪的使用情况：「特等」枪三杆，「特等第一」供奉在雍和宫、「特等第二」入武功良具、「特等第三」赏赐给傅恒。「头等」枪共七杆，「头等第一」赏赐给颇罗鼐，「头等第二」至「头等第七」入武功良具。档案中，同时也交代了为何在「特等第一」火枪没有镶玉底的原因：「再未换玉底交枪俱换青白玉底，线枪俱换青玉底」。由此表明：在乾隆三十四年五月初七日之前，仍有未配玉底者。尤其是，在早年即另派用场的「特等第一」、「特等第三」、「头等第一」上述三杆枪。档案进一步明确的指出了乾隆十年五月谕旨供奉在雍和宫的「特等枪」，正是「特等第一」火枪。而如今重新面世的「特等第一」火枪，无论从形制和装饰工艺，各个方面均与档案所记载的「特等第一枪」完全符合。此把「特等第一」火枪，正是供奉在雍和宫中呀吗达嘎坛中的「特等第一枪」。笔者通览《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乾隆三十五年之后，再无新造御制枪的记载。根据乾隆三十二年的档案的记录，随后的乾隆三十五年又做了三把，但仅两杆堪可上用，分别定为头等和二等，乾隆皇帝下旨，将新造头等枪配玉底，羊角叉；仍将不堪上用的那杆和二等枪也配了牛角底。由此可知乾隆一朝六十年间，内务府制造的御制枪，且获得等次的，总共仅三十八杆。制造年代和数量分别是：乾隆八年，三十二杆；乾隆三十二年，四杆；乾隆三十五年，二杆。（二)乾隆御制枪的保存情况乾隆三十八杆御制枪，目前存世情况，由于资料有限，仍需翔实调查。故宫博物院旧藏的几杆火枪，在《清宫武备》、《清宫武备图典》等出版物中载录一二，根据图版文字介绍，结合对比《清会典图》的关于御制枪样式描述，我们可以将文献和实物进行一一对应：1、「特等第二」即「奇准神枪」（《清宫武备》图221）。《清会典图》：枪口镀金回文蕉叶。丈前起脊。中四棱。镀金为双螭环绕镀金。「大清乾隆年制」汉文。后圆。加星斗。镀金素火机。云楸木床，床末饰以角。底镌「特等第二」。「枪长四尺五寸，重七觔（按：斤）、鞘重二觔二两、共重九觔二两、药重二钱、子重五钱」，亦汉文。桦木叉，末饰以角。《清宫武备》：「……枪托镶玉镌汉字：‘奇准神枪、长四尺五寸，重九斤二两，药二钱，子五钱’」。2、「头等第三」即「纯正神枪」（《清宫武备》图220）《清会典图》：床底镌「头等第三」。枪长四尺五寸。重七觔，鞘重二觔二两。共重九觔二两。药二钱，子重四钱五分。汉文。余俱如御制奇准神枪之制。《清宫武备》：「……枪托镶玉镌汉字：‘纯正神枪，长四尺五寸、重九斤二两，药二钱，子五钱’」。（对于子弹的重量略微有差别，相差五分。）3、「头等第四」即「连中枪」（《清宫武备》图222）《清会典图》：床底镌「头等第四」。枪长四尺四寸。重六觔十二两。鞘重二觔一两。共重八觔十三两。药二钱，子重四钱五分。汉文。余俱如御制奇准神枪之制。《清宫武备》：「……枪托镶玉镌汉字：‘连中枪，长四尺四寸，重八斤十三两，药二钱，子重四钱五分’」。4、「头等第五」即「应手枪」（《清宫武备》图218）《清会典图》：近口锲索文花文。中亦如之。近火门锲花纹。素铁火机。高丽木。床底镌「头等第五」。枪长四尺五寸。重七觔。鞘重三觔二两。共重十觔二两。药二钱。子重五钱。汉文。余俱如御制奇准神枪之制。《清宫武备》：「……枪托镶玉镌汉字：应手枪，长四尺五寸，重十斤二两，药一钱，子重五钱」（参考其它枪的情况，清宫武备记录的火药用量有误，应是二钱）5、「头等第六」即「威赫枪」（《清宫武备》图219）《清会典图》：前起脊，镀金索文花纹。中亦如之。后四棱。近火门锲花文。素铁火机。高丽木。床底镌「头等第六」。枪长四尺五寸。重七觔，鞘重三觔二两。药二钱，子五钱。汉文。余俱如御制奇准神枪之制。《清宫武备》：「……枪托镶玉镌汉字：威赫枪，长四尺五寸，重十斤二两，药二钱，子重五钱」6、「头等第七」即「威捷枪」（《清宫武备》图217）《清会典图》：高丽木，床底镌「头等第七」。枪长四尺四寸。重六觔十二两。鞘重三觔一两。共重九觔十三两。药二钱，子重四钱五分。汉文。余俱如御制奇准神枪之制。《清宫武备》：「……枪托镶玉镌汉字：威捷枪，长四尺五寸，重九斤十三两，药重二钱，子重四钱五分」以上故宫旧藏的枪支实物，与《清会典图》的完全对应，正契合了上述乾隆十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文件中所记载的，「将特等交枪二杆、头等交枪六杆，交公哈达哈起名色，预备待用」。说明故宫博物院所载录枪支上牙签名号，正是哈达哈所起。由此可知，除现已面世的「特等第一」，以及故宫现藏的「特等第二」、「头等第二」至「头等第七」等七杆枪外，仍有「头等第二」、「特等第三」、「头等第一」不知所踪。据悉，纽约大都会现藏一把火枪，形制以及装饰工艺与「特等第一」相近，至于等级信息仍核实。通观档案，遂有以下疑问：1、为何会将一把火枪供奉在雍和宫这样一所寺庙之中？2、呀吗达嘎坛是什么样的神坛？四、「特等第一」火枪与雍和宫雅曼达噶的历史渊源雍和宫，在整个清朝时期，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雍正帝登基前的贝勒府、亲王府，登基后的行宫，去世之后的影堂，也是乾隆皇帝的出生地。乾隆八年（1743年），雍和宫由显赫的皇家府邸改制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更是发挥着千军万马也难以企及的作用。它并非一所简单的皇家寺庙，更是连接着清政府与蒙古、西藏、青海等地区，成为政治管理和民族融合的纽带和桥梁。武力镇压和威慑，仅能达到一时的臣服，却可能埋下了永久的仇恨。而雍和宫在统御疆土方面所起作用，超越了普通的军事行动，甚至超越了万里长城。康熙时期，为了抵御防范蒙古族准噶尔进犯，驻守长城古北口总兵蔡元曾奏请修理倒塌的长城。康熙皇帝曾赋诗反驳：「万里经营到天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费劲民生力，天下何曾属尔家」。时移境迁，万里长城，「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15，「沙漠明王皆属国，但留形胜壮山河。」16民委邦本，民心悦服，则邦本得，边境自固，正所谓众志成城，得民心者方能得天下。关于雍和宫在管理统治西藏、准噶尔、蒙古、青海等国家西北边疆方面，所发挥的重要性和历史作用，前人多有讨论研究，无需赘述。目前的资料只知道，将雍和宫改制为庙宇的工程策划始于乾隆八年，完成于乾隆十五年（1750），前后历时六年17。至于缘由起因，数据文件甚少提及。牛颂先生，在《雍和宫》一书中，「从历史的角度以及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后所发挥的作用」分析，背后有着更为直接目的和重要的原因：寻找治理蒙藏地区的最切合实际的政策，是为了巩固大一统江山的重要决策。18那么这一决定的起因源于何处呢？（一）雍和宫的兴建缘起清代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全面学习掌握了汉文化后，了解到只有将政治教化与民族信仰结合起来，才是最佳策略。于是，奉行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政策。19而为了拉拢准噶尔以及北方其它蒙古部落，联络西藏宗教领袖，顺治时期便开始大力弘扬蒙藏佛法，将政治教化融合于宗教教化之中，以使国家方能长治久安。乾隆朝初期，西藏正处在颇罗鼐当贝子西藏王时期。这一阶段，西藏地方一度呈现出政通人和的繁荣景象。《清史稿》中记载：雍正五年，藏区发生弭噶隆之争。20雍正六年，颇罗鼐先于朝廷军队出兵镇压。十二月，因其平定西藏有功，被封赏为贝子，统领后藏，赏兵丁银三万两。21乾隆四年，晋封颇罗鼐由贝勒为郡王。由雍正六年至乾隆九年，在颇罗鼐、达赖、班禅喇嘛以及驻藏大臣的通力合作下，西藏地区有了长达十六年的和平时期。这一较长阶段，整个中原及边疆都处于相对稳定，给刚刚掌握王权的乾隆皇帝以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审视西北蒙藏地区的局势，寻求掌控蒙藏地区切实可行的万全之策。然而，随着准格尔部噶尔丹策零的一次遣使赴西藏熬茶礼佛，竟然提出要为喇嘛建造寺庙时，难得平和的神经顿时紧张起来。乾隆实录中记录了，乾隆九年正月，驻藏副都统索拜奏报了乾隆八年噶尔丹赴西藏熬茶特使一行与颇罗鼐的对答情形以及乾隆皇帝谕旨；22乾隆九年二月庚戌，驻藏副都统索拜奏报，郡王颇罗鼐与准噶尔使者道别时的对话。23透过对答，可以看出噶尔丹策零一行，说是熬茶礼佛，实际上是笼络西藏佛教上层关系、了解民情民心，打探城防地形。为表彰西藏郡王颇罗鼐维护朝廷体面和时刻防范边疆安全的功绩，同时也是为了笼络边疆首领对清廷的忠心，乾隆皇帝一再犒劳与他。乾隆九年正月记事录即是实证：赏赐了颇罗鼐蟒缎二疋、各色缎四疋24。乾隆十年过年前的赠礼更是丰厚，从乾隆九年十一月即开始着手准备，其中就有本为供奉在雅吗达嘎坛特制的枪支，最终挑出头等枪中的「头一杆」即「头等第一」火枪。此举足见乾隆帝对于西藏地区以及掌管藏地安全的首领颇罗鼐的重视，以及对准噶尔军事提防的重视和决心。而噶尔丹策零特使与颇罗鼐「为温都逊喇嘛建坐禅之庙，恭请好额木齐、通经好大喇嘛去准噶尔地讲授佛经」的这一席对答，或许也点醒了乾隆皇帝，尝试通过藏传佛教来治理蒙藏地区。雍和宫，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需求，实现了从皇家宫殿到皇家第一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性转变。乾隆登基初期，对于藏传佛事，谨承父志，恪守孝道。因雍正皇帝对于藏传佛教十分虔诚，在先帝去世后暂停灵柩之所雍和宫「神御殿」，派驻喇嘛每天诵经祈祷。对于达赖和班禅喇嘛也都是按照前朝礼数，过年时节进行封赏。乾隆八年，命三世章嘉活佛将先帝府邸、自己的降生之地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25同时乾隆皇帝开始大力推行「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26的治国方略，以适应多民族统一国家巩固和发展的需要。因此，一方面极力拉拢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一方面广建寺庙。从此，琳宫梵剎遍布京城、承德、内外蒙古，京城32座，承德6座，这些寺院由清朝政府处理蒙古、西藏等边疆事务的理藩院直接管理。其重要目的无非是：「绥靖荒服，柔怀远人」、顺便「帝后庆寿」、「以昭崇敬」。27达赖、班禅为天下黄教总司，各部蒙古，一心归之。28兴黄教，以怀柔之道，安众蒙古，即可统御民心。纵观雍和宫历史，自乾隆九年改为喇嘛庙后，逐步发展成为藏传佛教在京都地区的活动中心、成为清朝中央政府掌管蒙藏地区藏传佛教事务的中心，为稳固边疆，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二）雅曼达噶的宗教内涵以及使命改制后的雍和宫建筑群落中，有一座名为雅曼达噶楼的建筑尤为特殊。雅曼达噶楼，位于雍和宫的西北角，从属于雍和宫寺庙建筑北端最高大宏伟、等级最高的建筑——万福阁。雅曼达噶在档案中又译为雅吗达嘎、呀吗达嘎、押嘛达嘎、威罗瓦金刚等，清宫宫廷文献多有通假字，是为大威德（Yamantaka）的音译。大威德，密宗无上瑜伽部父续主尊，又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极为重要的护法神。30雅曼达噶坛，即大威德坛，是供奉大威德金刚的佛教道场，常与文殊菩萨供奉在同一楼宇之中。大威德，是文殊菩萨的忿怒相，是文殊菩萨为调伏诸天鬼神及众生忿恚本性而显现的教令轮身，它是藏传佛教中最威猛的神，具有无比巨大的神力31。文殊菩萨，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大智慧的象征。文殊形象，右手智慧剑，左手般若经。般若经代表的是佛教正确的思想和智慧；智慧剑则代表对蒙昧、邪恶思想的斩除。在佛教理论中，文殊菩萨除了以寂静慈悲相超度众生，还以教令轮身的方式显现忿怒相以护持佛法，镇慑邪魔，以此显示佛的巨大威力。据牛颂主编的《雍和宫》一书介绍，雍和宫的雅曼达噶楼、护法关帝庙等建筑新建于乾隆十三年，完成于乾隆十五年十月。32然而，由内务府造办处档案可知，雅曼达噶坛早在乾隆十年便已经设立，先于雅曼达噶楼的建造。《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的一条档案，也记载了当时的相关陈列信息33：二十二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雍和宫佛前现供枪一对、剑一把、着配安器皿一件。钦此。于本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镶嵌红宝石金刚石手枪一件。传旨：着安靶。枪帽子或鞔子儿皮或鞔沙鱼，先画样呈览。准时在雍和宫对箭供。钦此。于本月二十五日……将画得手枪上有戟纸样一张、木样一件、剑一把、剑架二杆，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照纸样准做。不要枪夹，其枪裤子并钻子俱做成铁镀金的，用白蜡杆子、枪上鞘子用花红沙鱼皮做、枪架样式做。其剑筭，波罗鼐进的，起好名色，写年月日，安供在雍和宫呀吗达嘎坛内，其商丝枪上叉夹照枪嘴上铁镀金样式做。叉夹二个杆子做紫檀木的。钦此。于九月十八日，……将枪二杆，剑二把，各随架送至雍和宫供。如今雍和宫雅曼达噶楼的陈设已然不是原始状态：一楼供奉高231厘米的独雄大威德木像；西藏供物中，仅存长100cm的宝剑和长162cm的架枪。34金梁先生在《雍和宫志略》中介绍了雅曼达噶坛的陈设以及在此举行活动情况35：雅木德克楼就是万福阁的西配楼，……楼内的佛堂叫「雅木德克坛」。这个佛像在西藏密宗的传说中说他是个司战之神，能退强敌。故此在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每有战事，必派人祭祀这个佛像，并且每天由多少名的喇嘛在楼内念经。在清代，凡是大战以后，班师的时候，必把掳来的特别军器陈列在雍和宫「雅木德克坛」上，及祭祀完毕，又把掳来的特别军器收藏在中南海紫光阁内的武城殿内，唯独西藏所贡进的军器则永远供在雍和宫雅木德克坛。旧时在雅木德克坛所陈列的西藏著名军器共有三件：一件是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内镇宫之宝，镶嵌珠宝青碧色纯钢宝剑一口，蒙古语尊之名叫「色勒穆」；一件是镶嵌钻石的「架枪」，蒙古语尊之名叫「济达」。这两件特别军器都是乾隆十年(公元一七四五)十月十五日，西藏第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错所呈进。另一件是双眼鸟枪。乃是乾隆十二年(公元一七四七)十二月初十日，西藏郡王珠米那穆扎尔所呈进。由金梁先生所介绍，架枪和宝剑都是其实达赖喇嘛所进贡。但乾隆十三年的档案，却记载着是波罗鼐进贡的，略有出入。这样的混淆极有可能与乾隆七年的一道谕旨有关：「从前达赖喇嘛、班臣额尔徳尼，每年轮班遣使请安、进献方物。郡王颇罗鼐亦遣使相伴同来。嗣因班臣额尔徳尼圆寂，朕念达赖喇嘛、颇罗鼐每年遣使殊属劳苦，曾经降防定为：间年一次。去年，适值达赖喇嘛、郡王颇罗鼐遣使之班，班臣额尔徳尼胡毕尔汗因伊坐床亦遣使进献丹舒克请安前来。若照前例轮班遣使，则今年又值班臣额尔徳尼遣使之班。如屡次遣使，其办理牲畜口粮起程等事，唐古忒（西藏）民人未免劳苦。班臣额尔徳尼胡毕尔汗之使甫经前来，今年不必按班，下次再照从前轮班遣使。再，郡王颇罗鼐之使原系每年相伴同来，嗣后达赖喇嘛遣使之班着照旧相伴同来，班臣额尔徳尼胡毕尔汗之班颇罗鼐不必遣使同来。钦此。」36因体恤达赖、班禅喇嘛每年分别遣使进献方物，地处偏远，往来即须两年，殊属劳苦，下旨间隔一年。乾隆七年之前，颇罗鼐每年都进贡。在此之后，只跟随达赖喇嘛进贡之年遣使进贡即可。于是乾隆八年、十年正是跟随达赖喇嘛一起进贡方物。清宫档案记载略有混淆，在所难免。据以上档案推断，宝剑为颇罗鼐进献、镶嵌宝石的架枪为达赖喇嘛进献的可能性最大。根据王家鹏先生考据的资料，「……查得乾隆十四年四月清净地安供兵器等项，系奉旨交造办处成做供奉在案……」37，并结合上述内务府造办处档案的赏赐颇罗鼐时的描述，可以推测：乾隆八年十一月即开始准备「押嘛达嘎坛枪戟」38，这里的押嘛达嘎坛极有可能指的是圆明园清净地和雍和宫两处的雅曼达噶坛。乾隆十年五月初二日，乾隆皇帝下旨将御制枪的头一杆「特等第一」下次再赴雍和宫时供奉在雅曼达噶坛中。乾隆十三年又重新单独建楼，由此可见改制于乾隆九年的雍和宫的雅曼达噶坛在乾隆皇帝心目中的地位。据王家鹏先生在《清代皇家雅曼达噶神坛丛考》一文考证，清代皇家在雍和宫的雅曼达噶楼（乾隆十五年十月，1750年）、故宫的梵宗楼（乾隆三十三年，1767年）、圆明园的清净地（乾隆十年四月，1745年）及卫城普福宫（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北海的永安寺善因殿（乾隆十六年，1759年）、热河的安远庙（乾隆三十年，1765年）、承德普陀宗乘之庙（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等地至少建有七处雅曼达噶坛39。在供奉方式上，有很多相似点：雅曼达噶坛与文殊菩萨供于一处，坛内供奉的佛像、供器，也基本一致：主供独雄大威德金刚，大威德金刚前供兽皮、木雕的虎、熊、豹、狼，盛放皇帝的衣服、饰品、盔甲的箱子，兵器架摆放刀、枪、弓、箭以及皇帝的马鞍等。40目前故宫梵宗楼内现存文物陈设与文献记载大体一致，仅枪戟等存放于别处。对于雍和宫雅曼达噶楼内的陈设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紫禁城梵宗楼，建于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位于中正殿内雨花阁院内西北角，靠院墙而建。一楼供高1.1米的文殊菩萨青铜坐像。二层供1.72米高的文殊化身大威德金刚青铜像,大威德造像前陈设貂皮、虎皮、猞猁皮等多种兽皮扁幡；铜镀金龙纹红漆箱2只，内里分别供乾隆皇帝的龙袍、衣饰与盔甲；兵器架2个，供刀、枪、弓、箭。据现藏于故宫慈荫楼内，记录于光绪年间的《梵宗楼下现供佛经供器》档案，记载：梵宗楼第一层：中安供柜上供铜胎文殊菩萨一尊，……梵宗楼第二层:中安供柜，上供铜胎雅曼达嘎一尊。……供柜左右供挑杆一对，背板上挂粒缎壁衣三块。前挂狼皮播一首、貂皮旖二首、豹皮播二首、虎皮旖二首、黄狐狸皮播二首、猞猁狲皮播二首、画像播十首。左供铜镀金龙红漆箱，内供：上用天鹅绒绵台冠一顶，珊瑚朝珠一盘，黄绒绣五彩金龙绵袍一件，石青宁绌绵袄一件，金累丝嵌青金石松石珊瑚敖七里嵌珠子四块瓦鞋带一副，蓝缎堆花珊瑚云坠角嵌碎松石葫芦式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个，蓝缎金银线火连一把，铁胎錾花间金鞘花羊角靶小刀一把，春纳飘带一副。右供铜镀金龙红漆箱，内供：银累丝盔顶一件，银累丝盔顶梁遮眉西番字金累丝耳镜铁间金钉皮盔一顶，绣月白缎甲一副，绣黄缎金龙绵袍一件。左右安五彩描金架二个，上设钺斧二柄、枪二杆、腰刀二把、撒袋二分、弓二张。左架挂洋铜什件鞔紫天鹅绒鞘腰刀一把，右架挂彩漆木壳线枪一杆、洋铜药葫芦一个、嵌米珠花穿金线九龙袋一副。案左右安木油画虎二支，案前铺设红白拜毡一分。 说明 据王家鹏先生考证，其中腰刀、枪等四件文物是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所进贡，且四件均为武器装备：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太监鄂鲁里交架挂彩漆木壳线枪一杆、洋铜药葫芦一个、嵌米珠花穿金线九龙袋一副、洋铜什件鞔紫天鹅绒鞘腰刀一把，俱班禅额尔德尼进。……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呈览。奉旨：俱交中正殿呀吗达嘎坛安供……。钦此。42从上述数据文件也可获知，这些刀剑枪戟等供奉武器的来源上，不仅有来自内务府造办处的制造，更有西藏达赖、班禅、西藏郡王的进贡。尤其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进贡的宝剑和枪支，更证明了西藏在属灵与属世两界对乾隆皇帝统治佛教信众和地域的认可，祈求来自大威德神以及中央政府的保护。故宫博物院专家王子林先生在《乾隆与文殊菩萨——梵宗楼供奉陈设探析》一文，对梵宗楼中的文殊菩萨和大威德金刚一起供奉，另外将乾隆御用衣冠、盔甲、兵器供奉在大威德前等特殊陈设方式进行了考证，论证了于紫禁城内建造梵宗楼的意义，以及乾隆帝与文殊菩萨及其教令轮身大威德的关系43：……确立梵宗楼的供奉是为了表明乾隆为文殊菩萨之化身，乾隆即文殊菩萨大皇帝，从而树立起乾隆在藏传佛教诸神中的无上权威性。……乾隆既然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大威德也同样是他的教令轮身，即忿怒相，梵宗楼供奉大威德，则是把大威德作为一尊威猛的战神奉祀，以震慑、消灭敌人。大威德被提升为国家的护佑神。……故宫梵宗楼位于中正殿雨花阁的西北角（中正殿雨花阁又位于养心殿的西北角、并且紧邻养心殿），雍和宫雅曼达噶楼位于法轮殿的西北方向（再西面又供奉关帝），雍北海白塔寺旁的善因殿位于紫禁城的西北方。王家鹏先生认为，西北方向的布局，或有风水理论与藏传佛教教理的考虑：按八卦的配属，西北方为干卦，干卦配属自然中「天」，人体部位「首」，五行「金」等，在西北方供大威德，无疑是祈望护法神大威德的神力震慑邪恶，护佑国家平安。44西北方，不正是国家的忧患之地准噶尔的方位吗？笔者认为，这一特殊方位的安排，应有现实的政治寓意与地域指向。由此可见，将「特等第一」火枪等乾隆皇帝的御用武器，供奉在雍和宫、圆明园的雅曼达噶坛中「文殊菩萨大皇帝」的护法神——大威德金刚前，也被赋予了极为特殊的宗教和现实的政治意义。「把兵器所有的神力贡献给护法神殿，兵器也被认为是该护法神殿最有效的武器」45以上历史文献数据及遗存文物，均表明乾隆皇帝对于大威德金刚极为崇敬，希翼获得神灵的力量，统御天下。关于皇帝与文殊菩萨的关系，其实自元代开始，藏传佛教就把中国皇帝看作是文殊菩萨在世间的转轮君王，称呼为「曼殊室利大皇帝」，即「文殊菩萨大皇帝」。46故宫博物院雨花阁佛堂中旧藏的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为庆祝乾隆皇帝七十大寿亲赴热河的奏书（图二十三）中，称呼乾隆皇帝为「天神文殊菩萨大皇帝」:天神文殊菩萨大皇帝对小佛向来格外宠渥优施，对此日益深加之鸿恩，小佛永世难报。有幸瞻觐天颜，正值无比欣悦之际，又赏赐闪烁神力光辉之珍贵缎子垫褥。达赖喇嘛也称呼乾隆皇帝为「文殊菩萨大皇帝」。47奉天承运文殊菩萨大皇帝御前，达赖喇嘛谨奏：为文殊菩萨大皇帝七十寿诞祝贺吉祥万寿之际，班禅额尔德尼亲赴热河夏宫恭请圣安，祝愿吉祥万寿，赐于无以比伦之融洽会晤，优遇极隆。目前，布达拉宫珍宝馆即展出一件十分重要的乾隆皇帝佛装像唐卡（图二十一）。据《布达拉宫珍宝馆图录》一书介绍，此件唐卡，系乾隆皇帝于公元1762年（乾隆二十五年）赐予八世达赖喇嘛坐床礼物。八世、九世班禅，十世、十一世、十二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金瓶挚签仪式，在清中央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官员的共同主持下，均在这幅皇帝画像前举行。49另外，在须弥福寿寺、普宁寺都挂有类似乾隆御容佛装像唐卡。达赖和班禅喇嘛，西藏黄教最高两位首领都尊崇乾隆皇帝是文殊菩萨在人世间的转轮郡王，尊称乾隆为「文殊菩萨大皇帝」，便是肯定了乾隆对藏传佛教地区的统治。这是西藏稳定和归服的象征，西藏稳定，蒙古地区也就安定了50。国家领土的统一和完整，是列代君王毕生功业的重中之重。大清帝国版图的西北地区，即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的政局稳定，一直以来更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的最大抱负。单由准噶尔部上层割据势力导致的叛乱，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开始，中经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的叛乱，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失败为止，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前后长达67年之久。加之青海的罗卜藏丹津之乱、四川藏区的小金川之乱、西藏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叛乱等等，边疆民众深受其害，区域稳定岌岌可危。当中央政权以外交手段无法解决之时，只能付诸于最为直接的军事行动加以打击控制。然而，历次战争直接带来的是财政紧张；其次，战争吸引了政府机构绝大部分的精力，政府效率下降、贪污腐化，在各级部门蔓延，经济危机更加恶化。纵观乾隆朝，从乾隆八年开始策划改制雍和宫，至乾隆五十七年福康安平定廓尔喀侵扰西藏，制定「金瓶掣签」制度，新疆和西藏地区一直牵动乾隆皇帝的一生。面对骚乱，一方面以强硬的军事举措进行镇压，一方面又以非常高明的宗教政策，笼络西藏精神领袖以及蒙古各部落首领。而也正是通过乾隆皇帝的一系列努力，最终实现了新疆、西藏地区的长足安定。乾隆帝对于边疆及少数民族的恩威并施的处理极具智慧，在世界格局日益变化及边疆问题突出的当下，亦具非常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特等第一」等御制火枪，便是在这个大环境之下于乾隆八年十一月（1743年）创制，被用于各种场合，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发挥着独特的效力。如：「头等第一」火枪，在乾隆九年（1744年）边疆形势危急之时，赏赐给西藏首领颇罗鼐，既是皇恩浩荡的表现，也彰显了朝廷对西藏的强大军事保障和支持的决心；「特等第三」，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开征缅甸之前，赏赐给帝国首席大功臣傅恒，同时赐以御用甲胄，代表了皇帝犒赏重臣、彰显君恩，又代表着帝王出征，誓师必胜；「特等第二」与六杆头等火枪（「头等第二」至「头等第七」），入武功良具，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载入《清会典图》，作为国家礼制的一部分，被永世传承。而「特等第一」火枪，则代表着乾隆本人的权威和力量，供奉在他所信奉的护法神兼帝国的战神——大威德金刚前，希翼借助神灵的护佑获得战争的胜利，以此获得伟大的军功，震慑邪恶，永永普宁。所供奉之地，又位于地位显赫、统御内地藏区的宗教圣地——雍和宫之中，更是殊胜无比。「特等第一」火枪的使命和意义，正如满文铭刻所言：「九品军功，此乃特等第一。」本文经作者同意，节选自《乾隆朝御制火枪释考》，并略作编辑。作者：于艳龙、吕世威、汪保利注释:1 羽田亨编著，《满和辞典》，东京：1973年，页180，“Gung”字条目。并非如有关专家所猜测系工匠2 毛宪民，《清宫武备兵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8，页232.3《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大系•清宫武备》，香港，2008，页208，图版220.4中华书局影印，《清会典图》上册，卷98，武备八，北京，1991，页960-页9615中华书局影印，《清会典图》上册，北京，1991，页4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邢永福、林业强总主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1，卷11，页364-页366。7《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清宫武备》，香港，2008，页214，图226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邢永福、林业强总主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1，卷12，页261。9波罗鼐，即颇罗鼐，生于公元1689年，历任西藏地方宗本、噶伦等职务，被清廷封为贝子、贝勒、郡王，先后总理全藏事务20年。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邢永福、林业强总主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1，卷14，页104-页105。11扎虎枪并非火枪。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邢永福、林业强总主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1，卷31，页53-页56。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邢永福、林业强总主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1，卷32，页567-页576。14哈达哈，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黑龙江将军傅尔丹之子。雍正朝即为一等侍卫，乾隆五年十一月，调任工部尚书。乾隆十三年三月，调任兵部尚书。二十一年正月，出征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因错失擒拿阿睦尔撒纳的良机，屡次遭罢黜，尽夺其爵。二十四年，又因其在军务表现不佳，乾隆命赐自尽，且令驰谕哈达哈，然而哈达哈已先以十月卒于军中。参见：赵尔巽：《清史稿•列传一百一》15康熙：《古北口》，作于康熙二十二年夏。参见：稷若，《清帝以北巡取代长城》，《紫禁城2000.2》，页30.16康熙：《出古北口》，作于康熙二十四年北巡。参见：稷若，《清帝以北巡取代长城》，《紫禁城2000.2》，页30.17牛颂主编，《雍和宫》，北京，2001，页244。18牛颂主编，《雍和宫》，北京，2001，页167。19王家鹏，《清代宫史丛谈》之《清宫藏传佛教文化考察》，1996，页144。20赵尔巽：《清史稿》列传六十三：雍正五年，西藏阿尔布巴等与贝子康济鼐不睦，命马喇往驻西藏。既，阿尔布巴戕害康济鼐，后藏颇罗鼐率兵报仇，执阿尔布巴等。21赵尔巽：《清史稿》本纪九：雍正六年十二月……丁酉，以定藏功封颇罗鼐为贝子，理后藏事，拣选噶隆二人理前藏事，赏其兵丁银三万两。22《大清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实录》卷之二百八，乾隆九年正月。23《大清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实录》，卷之二百十，乾隆九年，二月庚戌。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邢永福、林业强总主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1，卷12，页261。25牛颂主编，《雍和宫》，北京，2001，页271。26乾隆：《喇嘛说》，碑藏北京雍和宫。见牛颂主编，《雍和宫》，北京，2001，页499。27王家鹏，《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1期，《乾隆与满族喇嘛寺院——兼论满族宗教信仰的演变》，页5828乾隆：《喇嘛说》，碑藏北京雍和宫。见牛颂主编，《雍和宫》，北京，2001，页497。29引自方晓风清华大学工学博士论文《清华北京宫廷宗教建筑研究》图44，2002年4月。30参见，索南才让：《西藏密教史》，页65“阎摩德迦本尊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钦则旺布（刘立千译注）：《卫藏道场圣迹志》注释89，民族出版社，2002年；王家鹏：《清代皇家雅曼达噶神坛丛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4期，页98-99。31王子林：《乾隆与文殊菩萨——梵宗楼供奉陈设探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4期，页129。32牛颂主编，《雍和宫》，北京，2001，页272。3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和宫管理处合编，《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第四册，页383。34王家鹏：《清代皇家雅曼达噶神坛丛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4期，页111。35金梁编纂，陈家琏校订：《雍和寓志略》，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页301。36《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四十二。37王家鹏：《清代皇家雅曼达噶神坛丛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4期，页112。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卷12，页261。39王家鹏：《清代皇家雅曼达噶神坛丛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4期，页107、118。40王家鹏：《清代皇家雅曼达噶神坛丛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4期，页119。41引自王家鹏：《清代皇家雅曼达噶神坛丛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4期，页101，图四。4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四十五年《活计档》。参见，王家鹏：《清代皇家雅曼达噶神坛丛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4期，页102。43王子林：《乾隆与文殊菩萨——梵宗楼供奉陈设探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4期，页128-129。44王家鹏：《清代皇家雅曼达噶神坛丛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4期，页107、118。45【奥地利】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谢继胜译）：《西藏的神灵和鬼怪》，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476。参见王家鹏：《清代皇家雅曼达噶神坛丛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4期，页119。46王子林：《乾隆与文殊菩萨——梵宗楼供奉陈设探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4期，页128。47《八世达赖喇嘛为班禅圆寂法体运藏并建金塔事谢恩奏书》，乾隆四十六年正月。第一历史档案馆藏。48引自尼玛旦增主编：《布达拉宫珍宝馆图录》，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7，页21。49引自尼玛旦增主编：《布达拉宫珍宝馆图录》，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7，页2150王子林：《乾隆与文殊菩萨——梵宗楼供奉陈设探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4期，页12854朱诚如著，《康雍乾三朝史纲》，1988年，页97。后记诚挚感谢王家鹏、王子林等诸位专家学者的详实考据，使得我们对乾隆皇帝与藏传佛教的特殊关系能有更全面和深入的认知。十分感谢故宫博物院的另一专家张剑虹博士，在此文撰写过程中提供了关于雍和宫陈设档案这一十分宝贵的史料。致谢刘锦锦女士对古文的释读，为才疏学浅的我们解除了古今交流的壁垒。在满文的释读过程中，王思彧女士及其朋友也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一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