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文：稽古右文之章 说明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亦是我国封建文化发展达至鼎盛的时期。在国家管理中，满清统治者采取高压与怀柔并举的政策，一方面极力拥护满足统治阶层的特权，另一方面却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继承者自居，不断推出多项笼络民心的措施，以争取汉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的认同。在明清鼎革之际，这些措施都取得一定的实际成效，明末以来四分五裂的社会动荡局面很快趋于稳定。从康熙朝起，经雍正至乾隆，连续一百三十多年里，清朝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呈现出昌盛场面，谱写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最后一个盛世局面，史称“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的开创者清圣祖（1654—1722），名玄烨，年号康熙，庙号圣祖，谥号仁皇帝。清圣祖八岁登基，一生励精图治、勤奋治国，御宇天下六十一年。他执政期间，在政治上淡化民族矛盾，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在经济上以农为本，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他精通汉文化，对经史子集、诗画哲学都有精深研究。康熙十九年（1680）在武英殿设置修书处，组织编写了《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等大型文化典籍。清圣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对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也颇为重视，先后拜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为师，学习了《几何原本》、《实用及理论几何学》等汉文译本，并在宫中设置类似化学实验室的设备，亲自参与编纂完成《御定数理精蕴》这样大型的数学丛书。除此以外，清圣祖对西方古典音乐也有极大的兴趣。康熙十九年（1682），天主教耶稣会士闵明我（Philippus Grimalali，1639-1712）在手札中记到：“皇帝经常谈论音乐中的一切，对于音符中sol和fa（即简谱中的5和4）之区别，研讨尤多。”清圣祖以上的这些知识素养，不仅在中国古代帝王中绝无仅有，在世界范围内也毫不逊色。清圣祖的御用宝玺，数量在康、雍、乾三朝中是最少的，据故宫博物院藏《康熙宝薮》所载，仅120余枚。而由于历史原因大多散失海外，留存至今的更为有限。此御宝为青玉材质，坛纽，雕工古朴，所用玉料似明宝清刻。玺高4.4厘米，5厘米见方，印文为玉筋篆“稽古右文之章”，笔画粗细均匀，布置妥当，从琢玉工艺来看为典型造办处匠师所为。内容虽为艺文用印，却直接反映出康熙帝的注重文治的政治理念。“稽”为考察，“右”是提倡。“稽古右文”意指考察古事，注重文事，有兴儒尊贤、崇文重教的意思。《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勳，钦明文思安安。”宋欧阳修《谢赐汉书表》：“窃以右文兴化，乃致治之所先。”清圣祖重视文教，于康熙九年（1670）确立经筵和日讲制度，设御前讲席，召儒臣进讲。康熙十六年（1677）三月，清圣祖命儒臣喇沙里、陈廷敬等编撰并刊刻《日讲四书解义》，亲自写序。序文中称“四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书得五经之精意而为言者也”，极为推崇，在日讲诸书中首先刊刻《四书》。同年十二月，《解义》刻成。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清圣祖明确宣布清廷将要政治与道统合一，以儒家经典为治国之具。又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敕命李光地等儒臣，将宋朱熹文集、语录进行整理删节，汰其榛芜、存其精华，以《御纂朱子全书》六十六卷颁布全国。此后，儒家理学开始在清朝社会、特别是国家政治生活中获得了正统、合法的主导地位。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意味着作为中央政府的满清政权，在保持自己独有的民族特色的同时，又吸收了博大精深的中原政治传统，从而为日后的康、雍、乾三朝盛世文治的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玺为玉制，其形下方，上呈覆斗式；顶和印裙都刻有如谷纹，古朴素雅，与玉质本身相得益彰，显得古茂静谧，透出高古清远的风神。从其形制和工艺来看印坯为明代之物。在清早期宫廷印玺多有将前代印玺磨去印文再次雕刻的做法，此枚印玺即是。并与印文“稽古右文之章”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