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录：梁鼎芬等修、丁仁长等纂《番禺县续志》卷三十四金石志二，13b，民国二十年刊本 边款：“嘉靖庚子陆月广州府同知程铎，通判黄钟美、周璞，推官吴荣锡同造，训导徐鑰管造。” 豆盖顶穿孔，上有提梁，一作绳状，一作并条状，孔周有花瓣纹一圈，盖身作卷草纹一圈，豆身开光回纹锦地，上各浮雕花尾凤鸟一对，与成化东莞学宫铜簠类，高腿盘足，足周饰卷草闻一周，是明代铜器常见的装饰手法，古朴敦厚，令人望而生畏。豆腿上有手刻铭文，各识：嘉靖庚子陆月，广州府同知程铎，通判黄钟美、周璞，推官吴荣锡同造。训导徐钥管造。“嘉靖庚子“，即明嘉靖十九年（1540）。管字，写作上爫下官，这是明末清初时常可见的写法。这对铜豆，在民国《番禺县续志》卷三十四《金石志二》有明确的著录。清代以来，金石考据之学特别发达，当时学术特色之一，是非常侧重对钟鼎碑刻款识文字的考证，学者们相信出土的钟鼎款识和碑刻文字有助于补充经史文献的不足。随着金石学的发展，清末民初，地方修纂的方志也体现了当地金石文物的特殊关注。像民国《番禺县续志》，这是民国初年一群广东番禺籍的学者，如梁鼎芬、吴道镕、汪兆镛等共同修纂的方志，主要续补同治八年至宣统三年四十年间番禺县的历史巨变。吴道镕在序言中感慨：“时局迁变，法令更张，不惟百年千百年未有也”，“掌故散佚，文献沦陷，邑之荐绅先生惴惴然”，所以在《金石志》在记录文物款识时，不能仅仅侧重年代久远的铭文碑记，也应将近代重要文物的款识也尽量网罗，正如吴道镕在该志序言中这样为《金石志》定调：“碑刻出土，远代逾珍，广搜近代，亦资博闻，证释文字，兼考其人，石墨镌华，如挹古芬，志金石第十。”至于《金石志》的分撰工作则交由汪兆镛担任。在过去的方志，几乎很少会见到记载学宫的礼器，最多也只是描述一下种类和用途。但民国《番禺县续志》，却将一批保存在广州府学的明代铜礼器清点件数和记录款识。见《金石志二》之“明广州府学祭器款识”，该条记录了明天顺款的铜爵9尊，明嘉靖款的铜器分别有铜簠1尊、铜爵13尊、铜豆20尊。嘉靖的铜簠、铜爵、铜豆款识33个子俱能与本品意一一对应。其后的案语补充到：“谨案明代祭器，李志未载，今均存广州府学。”本品的两尊铜豆，即是当年广州府学宫保存的20尊铜豆的其中两尊。这么大一批嘉靖年款的祭器，说明嘉靖十九年前后的广州府学宫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翻查同治《番禺县志》卷三十一录有嘉靖二十一年《重修广州府儒学记》，该碑由南海伦以训撰文、香山黄佐书丹，该志记录碑文时，文字已多有缺失，其中有两句值得留意：授高宝训导徐錀佐郡僚以蒇事，府同知程侯铎实首建，白诸大夫，咸才之而委劳焉。通判黄侯钟美、管侯登、周侯璞、推官吴侯荣锡、盐课提举杜华、知县周荞……于庚子秋九月縻白金九十镒，计虑阔狭不愆，于素用有羡，备祭器焉。从引文中可见到在铜豆上落款的人名程铎、徐錀、黄钟美、周璞、吴荣锡。可知这批祭器的铸造，是嘉靖十九年重修广州府儒学的工程之一。这次学宫重修是自天顺以来经历八十年之后再一次的大修，花费白银一千八百两，最后用剩余的经费，订造了一批祭器，所说的就是民国初年还保留在学宫内被民国《番禺县续志》记录的一批嘉靖铜祭器，传承至今，仍能见到的，只有本此拍卖的这两件铜豆，弥足珍贵。当年主持重修学宫的官员就是程铎。程铎是江南歙县人，王阳明的弟子。如今位于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县城徽城镇城东路的“大夫坊”，建于明嘉靖癸卯年（1543年），高4.9米，是一座功名坊，用于旌表程贤、程铎叔侄。此街坊原为程氏住宅所在，已列为歙县文物保护单位。广府学宫，即广州府学，是原广州三大学宫之一，广州府的最高学府，位于广州城的中心地带。自宋代绍圣三年（1096），广州知府章楶把府学迁到今文德路一带。府学宫东西两边各有一条街，西边叫府学西街，东边称府学东街。晚清，广州府学宫附近住满了赴省读书应试的士子。1893年，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便一度设在广府学宫仰高祠内。民国初年，广州因开辟马路，拆毁了学宫部分建筑，拓建府学东街为文德路。随后学宫之地不断被各种机构占驻或拆毁旧建筑该建新厦。时至今日，除了省立中山图书馆少儿部内的番山和翰墨池仍是学宫遗存，其余建筑文物均已散失殆尽。民国初年续修县志的士绅们感到惴惴不安的事，最终还是发生了。如今，当年绅士记录下府学宫旧藏明代祭器，云游海外多年，又重回故地，值得我们重视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