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料胎畫琺瑯是由銅胎畫琺瑯發展而來，但比銅胎或瓷胎琺瑯來說，技術要求更高，是宮廷作坊獨有的技術，而產品非皇家不能擁有。最初源由是康熙皇帝敕命成立玻璃廠。該玻璃廠如其他御用作坊一樣，由內務府造辦處管轄，負責製作、維修、保管皇家器物。內務府為清代最大的政府機構，轄下造辦處的主要作坊最初設於養心殿，1691年大部份遷到慈寧宮後，仍沿用舊稱「養心殿造辦處」。 創建御用玻璃廠的關鍵人物為德國傳教士紀里安（Kilian Stumpf, 1655-1720年），1655年他出生於巴伐利亞的維爾茨堡，1673年進入修道院，1683任命為神父。他曾在德國黑森林地區施佩薩特、施泰格林山作修院神父。當時施佩薩特就設有逾五十間玻璃工場，紀里安應在該處獲得製作玻璃的技術。1691年紀里安遠渡重洋到中國，1694年先抵澳門，期間修理過航海中損毀的光學儀器鏡片，他的才能因而獲得當地官員賞識，遂向皇帝匯報。1695年他奉詔到北京，居住於紫禁城西安門內蠶池口天主堂之法國神父居所。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下諭建造玻璃廠，並授命紀里安為主管。清代吳長元著《宸垣識略》亦記述當時蠶池口教堂附近生產玻璃的情況。 1696年10月31日法國耶穌會士洪若翰（Jean de Fortaney, 1643-1710年）的信函道：「皇上在我們住所旁邊的大片土地上興建一間漂亮的玻璃廠，如我們願意接管，他就會把工廠交給我們。」他續寫道：「……這都是由於紀里安的緣故。懇請由我們法國玻璃廠中立刻挑選一至兩名熟練工匠來中國，以使這裏能製造出如歐洲水準的玻璃、水晶，以至玻璃鏡面。並請派來一名精良的畫琺瑯工匠。」（見Emily B. Curtis著「Qing Glassmaking – The Jesuit Workshop on Canchikou」，載於2005年北京出版《光凝秋水—清宮造辦處玻璃器》，95頁）。 由此可見康熙皇帝很早已對料胎畫琺瑯極感興趣，他接納兩名在俗玻璃匠進入玻璃廠訓練本地工人三年，該是應驗洪若翰1696年之所求。其他中國工人亦受僱於御用玻璃廠，他們大概來自中國兩處著名的玻璃製造中心－山東博山、廣東，博山早於元代已開始生產玻璃。康熙清宮檔案記載了御用玻璃廠中兩名廣東籍工匠的名字，他們為程向貴及其家中學徒周俊，據載他們於1709年進宮，1715年返回廣東（見林業強著「清宮玻璃廠三題」，載於2005年北京出版《光凝秋水—清宮造辦處玻璃器》，64頁）。 清宮檔案亦記載另外兩名歐洲傳教士對玻璃廠建樹良多，一為法國耶穌會士紀文（Gabriel-Leonard de Brossard, 1703-1758年），他於1740年到中國，在進入修院前，他已是玻璃及水晶工匠。他以鐘錶匠及玻璃匠身份來華，乾隆皇帝令他效命於圓明園玻璃作，專門生產不同顏色及質料的玻璃、歐洲式玻璃，以及宮廷使用及陳設的華麗裝飾玻璃。另一位耶穌會士玻璃匠湯執中（Pierre d’Incarville, 1706-1757年）亦來自法國，他出生於盧昂，1727年進入巴黎的修道院，1730年曾往加拿大，1735年返國，1740年才啟程到中國。他曾在盧昂的玻璃坊工作，可能是皇家作坊，擅長製造玻璃片。1741年他抵達中國，即奉詔於蠶池口玻璃廠工作，為期逾兩年。雍正年間御用玻璃廠遷到圓明園的六所。然而蠶池口的玻璃廠並沒有停產，直至乾隆朝的1758年以後才開始走下坡。學者推測乾隆檔案記載的玻璃廠應為原來蠶池口的工廠，在那裏先完成燒造及吹製玻璃的工序，到圓明園作坊再進行彩繪。圓明園作坊是製作最精美玻璃器之所，亦受皇帝親自監督。 玻璃料胎畫琺瑯製作是由宮廷畫家和設計師做好設計圖案後先呈交皇上批閱，待皇帝首肯後方能交內府琺瑯廠燒制。本品玻璃胎潤白如玉，器上的琺瑯彩展現了清代發展出來的豐富顏色系列，圖案構圖巧妙，畫功純熟，筆觸細膩精確，正是清代宮廷玻璃製作顛峰時期的體現。瓶敞口，頸向下收束，承接鼓腹，腹部至底漸收，內圈足，整體以白料為材，色若凝脂，突顯其高遠意境。於溫潤器表上琺瑯彩細細描繪。口沿一周回紋，其下接卷雲紋，頸部裝飾自卷雲下垂落的瓔珞一周，垂珠、絲絛條條畢現，十分細膩。腹部則通景鋪陳敷設洞石、牡丹、鳳凰，畫意精美絕倫。朵朵牡丹悠然綻放，盡態盡妍，嬌潤欲滴，粉嫩怡人，盡顯清風中搖曳俯仰婀娜之姿。鳳凰站立洞石之上，回首觀望，生動傳神，纖毫必露，質感如真。底落“大清乾隆年制”款。 玻璃料胎畫琺瑯因其工藝難度極高，所以只在皇家御窯中製做極小的器具，如鼻煙壺、煙碟等。其釉色溫度和料胎的熔點幾乎是一致的，這就要求匠師嚴格掌握爐溫和料胎薄厚。此瓶玲瓏精巧，線條柔和，玻璃胎體溫潤如玉，紋飾色彩清麗，工藝技術要求之高，且來源有序，更是珍稀。
香港蘇富比,1995/5/2,Lot 203 香港蘇富比,1997/11/4,Lot 1246 香港蘇富比,2006/4/9,Lot 1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