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经又名《维摩诘所说经》，为大乘经典。此经双面泥金书写，每册均绘有变相扉画。卷八尾有题款：“宣光七年丁巳七月日济州牧外兴德寺书字布施”。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明军攻至通州，逼近大都。闰七月，元惠宗妥帖睦尔携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及后妃、臣僚撤离京师，逃往上都，继续使用“大元”国号。时与高丽通使，高丽遂称之为“北元”。八月初，大将徐达率领明军从齐化门攻入大都，元、明鼎革。至正二十九年六月，明军又逼近上都，元惠宗又逃往应昌。翌年，也就是洪武三年（1370），元惠宗崩殂，其子爱猷识理达腊继承皇位，并随十余骑残兵败走和林，遣使至高丽，行“宣光”年号。可知所谓“北元”乃高丽人所称，国人不允，直称其为“残元”、“故元”。而“宣光”乃元惠宗之子爱猷识理达腊即皇位后的年号，前后行用仅约八年。蒙古与高丽关系较近，不始自此时。史载，早在蒙古骑兵横扫半岛之时，高丽忠烈王王便娶元世祖之女为妻，成了元朝的驸马，从而保存了本国的宗朝、百官、刑赏、赋税等主权，号称“万国独一”。这种一开始就建立起来的姻亲之谊，使得元朝与高丽始终保持着较好的关系。所以当元惠宗逃往上都时，高丽却称其为“北元”，当爱猷识理达腊继承皇位时，亦先通使高丽，行用“宣光”年号，因而高丽有奉宣光正朔的明确记载。宣光年号极其特殊，行用时间亦极其短暂。由于北元没有汉文史书，明朝官员又将其视为“伪号”而不予记载，所以该年号在中国长期被堙没。清朝以来即有众多学者出现臆测之误，惟幸此年号的碑刻、文书等物证陆续面世，“宣光”年号的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此写经之纪年与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直指心体要节》下卷金属活字本的年代落款同为“宣光七年丁巳”，此在藏书家和版本家眼里，当是不可多得的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