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识：“大清雍正年制”楷书款 |清代以前未见此类胭脂水釉品种，直至康熙末至雍正初期，造办处才成功研制出了呈色红紫的珐琅彩釉并亦将其作为原料用于早期之料彩瓷釉之中，亦称“蔷薇红”、“洋金红”或“玫瑰红”，着色淡雅者为“胭脂水”，浓重者则称“胭脂紫”。为令此种新釉的呈色稳定鲜艳，御窑厂需在釉料配方中加入黄金后再入窑烧制，故而愈显珍贵。陈浏《陶雅》评论有“胭脂红也者，华贵中之佚丽者也。……匀净明艳，殆亡伦比。紫晶逊其鲜妍，玫瑰无其娇丽”。雍正胭脂红釉器多为小件，而这种看似造型简约的薄胎马蹄杯，实则需要在拉胚，烧制及施釉等各环节都精益求精，方能成品。所见存世者，包括公私收藏在内，可谓寥寥无几，而内里饰以瑞果者，则更为稀见。|此对小杯绘多种果实于杯心，寓意吉祥；款识相类者仅可见康熙及雍正款式，自乾隆朝起则再无迹可寻，原因不明；本拍品底款“大清雍正年制”楷书款，一对同款式制式完全相同的对杯曾见于香港佳士得1976年9月29日拍卖（lot 614），另一对制式相似、带康熙底款的胭脂水马蹄杯为赵从衍旧藏，于1986年11月18日在香港苏富比拍卖，拍品号131。||传承、突破与转折—清雍正朝珐琅彩瓷的发展|台北故宫博物院 余佩瑾||珐琅彩瓷是清康雍乾三朝所推广的画珐琅系列产品之一，溯本追源，它的出现与流行与康熙朝时西方画珐琅成品随着传教士引进清宫，生产技术备受康熙皇帝重视，甚至于进一步想要研发、加以超越的企图心息息相关。虽然康雍乾三朝画珐琅的发展因三皇帝意向不同而略有差异。然而，整体而言，紧接于康熙朝之后的雍正朝，从技术与装饰纹样两个面向来观察，堪称正处于一个传承、突破与转折的发展阶段。|根据传教士书简记载，雍正皇帝和怡亲王允祥踵继康熙皇帝的脚步，仍然持续督促西洋传教士画珐琅，并且同样以突破技术、产烧更精美的画珐琅器作为目标。透过档案记事，可以了解他们试烧珐琅彩瓷的经过。如雍正二年（1724）：“怡亲王交填白脱胎磁酒杯五件、内二件有暗龙、奉旨此盃烧法琅钦此。（于二月二十三日烧破二件总管太监启知）怡亲王奉王谕：其余三件尔等小心烧造，遵此。（于五月十八日做得白磁画法琅酒盃三件）怡亲王呈进”。甚至于雍正四年（1726）皇帝亦亲自对景德镇御窑厂烧的两件“红磁白里暗花茶圆”，发出：“此茶圆系江西烧造瓷器处进来的，釉水颜色俱好，但落款胎骨还糙，尔将此茶圆发往江西烧造瓷器处。传旨给年希堯，此二件茶圆若补得落款即落款，若不能补落得款便罢。此茶圆两件内，淡红色的更好，烧造时着他仿淡红色的烧造。茶圆其底不必烧红色，仍要白底落款，不独此茶圆，他先带去的样内，好款式的盘碟具烧造些，胎骨具要精细。再朕闻得磁器胎骨过三年以后烧造更好，将此原故亦传给年希堯知道，钦此。（于十二月十四日将红磁白里暗花茶圆二件，并知会说帖一张交年希堯家人郑旺持去訖）”，以及雍正四年也降旨将“法琅花抹红地”酒圆视为头等文物，反应出雍正皇帝不仅相当关心珐琅彩瓷，同时也相当重视红地珐琅彩瓷的技术。|雍正六年《活计档》也记录怡亲王要求“造办处收貯的料内月白色，松花色有多少数目，尔等查明回我知道，给年希堯烧磁器用”。而说明景德镇御窑厂至少曾经使用月白和松花两色珐琅料烧造瓷器。据此，对照唐英（，1735中，有“洋彩器皿，新仿西洋珐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的记载，更能明白雍正朝时已将景德镇御窑厂烧造，风格与珐琅彩瓷相仿的一类作品称之为“洋彩”。同时，因唐英前往御窑厂监造烧瓷前，曾参与怡亲王主持的炼料计画，故让笔者以为也见于中的“西洋黄色器皿”、“西洋绿色器皿”和“新制西洋紫色器皿”等三个品类，因分别能与宫中画珐琅使用的“黄色”、“绿色”和“深葡萄紫色”珐琅料相呼应，反映出御窑厂烧造洋彩瓷器，是以追仿和珐琅彩瓷同等效果作为诉求。|同时，炼料成功之前，从《活计档》记事中也能追溯出使用进口珐琅料的经过；如雍正元年（1723）庄亲王遣人送呈“西洋法琅颜色二匣”，雍正四年（1726）海望将配烧珐琅的“四色法琅四块”交给唐英。雍正五年（1727），皇帝降旨收貯珐琅料。对于调和剂的使用，刚炼料完成时候，怡亲王仍然以西洋人惯用的多尔那门油来调料，但至雍正九年（1731）不仅在圆明园中“为烧珐琅活计立窑”，同时满毗也使用芸香露在瓷碗上画珐琅。此一转折透过乾隆八年（1743）中有关“圆琢洋彩”项下有“所用颜料与珐琅色同，其调色之法有三：一用芸香油，一用胶水，一用清水”的陈述，也得知源自于雍正朝造办处使用的调合剂，日后也传承至乾隆朝，并影响到景德镇官窑的产造。|雍正皇帝关注红色珐琅料，其实与康熙朝画珐琅创烧之际尝试研发从西洋传入以金发色的技术密切相关。清宫刚开始试烧珐琅彩瓷时，因必须在瓷胎上施涂原使用于金属胎上的珐琅料；加上该时造办处尚未能自行炼料，需要仰赖进口，同时也使用明朝以来透过不通顺色料相互混合以创造出更多的颜色。在以西洋技术为前导下，一类以金发色的金红彩，因前所未见，遂对清宫造成极大的冲击。根据王竹平研究，在珐琅彩瓷上看到的粉红色珐琅料其实是红玻璃加透明玻璃所形成的效果。但相对于清宫，十八世纪欧洲使用于陶瓷器上的粉红色珐琅料，采用王水溶解黄金后所产生含有氯化金的溶液，再加入含锡化合物后，经过两者混融化学变化产生带紫红色光泽的金粉；利用此一金粉再于透明玻璃基础配方一起烧炼即可得到红玻璃。此一以金发色使之产生红玻璃的技术，西方至十七世纪下半叶已发展成熟。|这项技术与清宫的关联，透过康熙五十五年（1716）广东巡抚杨琳奏送广东技师潘淳和杨士章进宫，以及他们随行所携带包含“并潘淳所制法桃红颜色的金子搀红铜料等件”和“尚有已打成底子未画、未烧金鈕抷”的物件等，及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杨琳仍然持续为造办处寻觅炼料人才，上奏推荐广州监生龙洪健，民人林朝锴、何嘉璋等，以及他们炼就的红、白两色珐琅料，明显地反应出康熙皇帝尝试开发本土粉红或红色珐琅料的经过。|同样地，在清宫担任技术指导的西洋技师陈忠信写信回国要求寄送“装在锡纸铁盒里的一盎司胭脂红”到中国，而透露出他可能也想在清宫试验以氯化亚锡来烧炼金红彩，但银追溯不到最后结果，所以也无法判断清宫是否曾经使用西洋金红彩。但广东匠人潘淳在色料中搀加金子制成的“桃红颜色的金子搀红铜料”，或龙洪健等人拥有的烧炼技术，因在清朝本土研发完成，故而可将之视为是深受西洋以金发色概念启发而应运出现的技术和在该一技术下配制而出的珐琅料。由此可见，流露于《活计档》记事中，雍正皇帝和怡亲王纷纷关注红料器的烧造，甚至于炼料成功后，仍然要求学配红色珐琅料，正是延续自康熙朝以来力求突破的一种想法。|据此看台北故宫收藏的胭脂红彩瓷器，不免令人产生或与之相关的联想。以两件外壁画有蓝料团“寿”字，器底同样使用蓝料写“成化年制”款的胭脂红彩碗为例，因在显微观测下，除能于釉中发现金子成分外，其使用于写款、书铭的蓝色珐琅料，烧后特质也和康雍两朝珐琅彩瓷的蓝料款相似。加上北京故宫收藏有带“大清康熙年制”款的金地蓝团寿字酒盅、瓷盘，以及康熙朝青花瓷器上看得到相似的团寿字装饰纹样，故让笔者以为风格与之相似的暗八宝团寿字胭脂红彩碗应可看成是康熙朝试验本土粉红色珐琅料下烧制的作品。|同样两件内里施白釉，外罩胭脂红彩的酒圆，因能与雍正二年怡亲王拿酒圆试烧画珐琅；和雍正四年雍正皇帝表达不喜酒圆外底施彩的记事相呼应。以及该两件作品皆使用康熙朝以来的吹釉技法施彩，致使器表彩料深浅不匀。特别是其中一件内底还见有红、绿两色珐琅料画成的折枝花卉，其笔法细致、风格秀巧近似雍正朝珐琅彩瓷的装饰风格，同时施于器表的粉红色彩料也含金等；在显示这两件胭脂红彩酒圆亦当属于研发金红彩下的产物。|顺此脉络，传世收藏于台北与北京故宫带“雍正年制”或“大清雍正年制”青花款的胭脂红釉杯、碗、瓶等，应可视为是同一缘由下由御窑厂产烧，具有追求和粉红色珐琅彩同等效果的成品。虽然目前未能证实该些作品釉中是否含有金属成分，但对唐英中所登录的“西洋红色器皿”，大约可以从源自西洋或试图效仿西洋呈色的红彩（粉红、桃红、胭脂红）系列，因有追仿以金发色的渊源，故亦被置于“西洋”项下来理解。相似的状态，亦反映在清佚名《南窑笔记》中：“今之洋色，则有胭脂红、羌水红，皆用赤金与水晶料配成，价甚贵”的观点。然而值得留意的是，雍正朝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年希堯其实曾经担任广东巡抚，不知是否因为这层因素，使得康熙朝以来以广东地区为主，代为觅匠、辦料，甚至于研发、试烧相关产品以配合清宫画珐琅作的生产，至雍正朝也逐渐拓展至景德镇。|（节选自《金成旭映—清雍正珐琅彩瓷》台北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