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一朝崇尚摹古，追求融汇古今之精粹于一体，故其御瓷一项多见古为今用，又不乏创新活力，本品即为解读此番造器精神的佳例。佳器必出良工之手，本品为乾隆御瓷单色釉之翘楚，必是名窑所出，独特的底款则昭示其不凡之身份。其六字篆款间隔疏朗，大气而稳健，占底足的面积比例明显大于一般官窑琢器。而“乾隆”之“干”字书写篆法别具一格，将左边的“曰”字写为“由”字。检视当今存世实物，上海博物馆收藏“粉彩米芾赐砚图唐英题诗笔筒”与之相同，但此类写法可参考者寥寥无几，颇为珍罕，其余几例尚见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乾隆青花釉里红海天浴日图印盒”、“青花釉里红喜鹊海水印盒”、北京国家博物馆藏青花釉里红临孙过庭书谱笔筒、望星楼典藏“乾隆青花釉里红松鹿大瓶”、广东博物馆收藏“乾隆青花隶书诗文笔筒”。以上列举器皿都具有乾隆早期御瓷的典型风格，写款无疑皆出一人之手，国博藏笔筒上更有唐英“陶成堂”落款与上博笔筒之唐英落款更一起证明，此类写款器物属于唐英榷陶之佳作，当为唐英受到乾隆斥责之后精心改进窑务烧制而成的佳器，这段史实可见于《唐英瓷务长编》。关于此类独特珍罕御瓷的具体制作时间，上海博物馆收藏“粉彩米芾赐砚图唐英题诗笔筒”也可以为我们提供研究的重要信息。该笔筒敷色特征与雍正者无异，若掩去底款难分雍干，可以断定该笔筒距离雍正一朝的时间极为短暂，据此可以肯定此式款字出现时间极早，是乾隆初期景德镇唐英任督陶官时使用的独特字体。然其存世罕见，恐因其使用时间甚短之故。关于乾隆御瓷款式问题，在乾隆登基之初并无专门规定，远在江西的御窑厂沿袭雍正朝的写款传统尤为正常，故楷篆并重，故目前尚见有乾隆六字两行楷书款的器物，直到乾隆二年十月始有专谕下发。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江西”记载， 乾隆二年十月十三日，乾隆皇帝批谕“窑上若另有旧样，仍随新样烧造。盘，碗，盅，碟俱用篆字，款要周正。”乾隆皇帝要求御窑厂烧造盘碗忠碟等圆器都书写篆款，要求写得规整端正。但乾隆皇帝并不满足于此，三天之后在下发谕旨一道：“于十月十六日：司库刘山久、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毛団、胡世杰、高玉交篆字款纸様一张，传旨以后焼造尊、瓶、罐、盘、钟、碗、碟磁器等，倶照此篆字款式轻重成造。钦此。”在最新的谕旨中，乾隆皇帝似乎对篆款情有独钟，并且专门提供款样，要求以后烧造所有御瓷皆照此样书写篆款。检视档案文献，可知乾隆官窑瓷器款识曾有前后之别，今日所常见者应为乾隆钦定之篆字款式，烧制于乾隆二年十月以后。而烧制于此之前的篆款器皿，应该就是本品之篆款，其前后施用时间不足两年，故传世所见稀少。由此可推断，本品应为乾隆元年或二年唐窑之间的唐窑名作，其存世异常珍稀，相同之作仅见二例，分别为上海博物馆、香港葛氏天民楼典藏，可资参考。展览：2017年10月18号–12月30号，陶溪川，榷陶使者唐英纪念特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