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写本
一通一页
说明：上款人为”天泽主任“，应为治海上交通史的张天泽，与罗香林在燕京大学时期均为著名史学家洪业门下。
提要：此信作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六日，信中提及”拙着迄未开始排版“，应为罗香林194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并言如不能于十一月十日以前出版，则请依照《新人生观》大小版式赶以五号字排印。（《新人生观》为1942年罗家伦所著）
作者简介：罗香林（1906-1978），字符一、号乙堂，生于广东省兴宁县。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华侨史专家、民族学家、客家学的奠基人、族谱学创立者，为梅州八贤之一。清华大学毕业后，即升母校研究院，专治唐史与百越源流问题，兼肄业燕京大学研究院。曾任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馆长、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院长 。1949年全家移居香港。
民国出版人的角色
文／蒙怡诺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此项工业为以知识供给人民，是为近世社会一种需要，人类非由此无由进步。一切人类大事，皆以印刷纪述之；一切人类智识，皆以蓄积之；故此为文明一大因子。”
—陆费逵
文学史或者说现代文学的整个历史，都离不开出版的参与，从书籍的印制、读者群体的培养和参与、文学社团的形成，都能看到出版的影子。随着现代出版业在民国时期的形成和发展，出版成为知识分子一种普遍的职业选择。围绕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形成的出版人群体是推动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从人才培养来看，商务是民国出版业的“母体”，延聘和培养了许多对近现代出版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出版人才，中华和开明的创办正源于商务出版人群体的分化。
胡愈之这样评述过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三者的顺承关系：“中国的出版机关，第一家是商务印书馆，一八九七年创办的。那时候正讲维新变法，商务印书馆的创办顺应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潮流。一九一二年创办了中华书局，已经到了民国时代。以后还创办了许多书店。但从办杂志开始，靠几个知识分子办起来的书店，开明书店是第一家。”
出版业是文化产业，离不开文化人强有力地支撑。近代中国出版业，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重视吸纳和培养人才。首先，形成了出版业的人才集群。这些出版人，不但是一个精通出版业务的出版人，同时也是在某个文化领域多有建树的文化名人。
商务印书馆：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杜亚泉、茅盾、郑振铎、王云五、夏尊佑、张明养、杨贤江、冯宾符、傅东华、何炳松、向达。
中华书局：陆费逵、舒新城、金兆梓、马君武、张相、陈伯吹、李平心、钱歌川。
开明书店：章锡琛、夏丐尊、顾均正、徐调孚、丰子恺、赵景深、朱自清、朱光潜、周予同、王伯祥、叶圣陶。
世界书局：林汉达、陆高谊。
生活书店：邹韬奋、胡愈之、徐伯昕。
他们既代表了现代中国出版的文化良知，和近代中国出版单位的文化学术意识，也代表了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竞争水平。
出版行业决定了这些出版人除了有过硬的出版业务能力还必须有很强的职业交往能力。在复杂的交际圈中维持着企业的发展和个人的需要。近代出版人在出版界充当的角色是复杂的，出版人的角色类似于书局的公关角色，不但要与社会各界人士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且还要负责馆内的日常事物，如人才引进等，而审稿读书的时间和普通的编辑人员来说可能会少一些。以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来说，他的日记记下了他当时所做的事情，经过分类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确定选题计划，对编译的图书进行甄选，约请有专长的学者编书或译书，与专家学者商讨编译方法订立编译合约，与有关编译人员研究确定出版物体例。张除了做大量的书稿加工工作，校对工作外，还为所编书籍录附件和编书后索引。作为编译所的负责人，他还得考虑纸张的选择和订购，确定稿酬标准以及成本核算等。综合来看，出版人的角色可从下列两个角度进行了解。
“桥梁性”连接者
“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或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要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钱，一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了。只有不是钱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的。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不就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是见得最要紧的了....在经济方面得到只有，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是被人所欠的事可以减少”
《鲁迅全集》中他的日记里记录最多的就是与钱有关的事情，今天收多少钱哪本书稿酬多少....这样的鲁迅，贴近生活，真实生动，毫不掩饰作者依靠稿费来维持家庭收入开支，让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稿费的重要性，因此与出版人之间的关系则显得尤为关键。
在与作者的关系中，出版人充当着企业和作者之间的桥梁。与作者维持长久的关系亦显得极为重要，特别是对当时一些已具有一定名气的作者。武大外文系陈西滢、方重、袁昌英、罗念生、费鉴照等多名教授及朱光潜、柳无忌、梁实秋、孙大雨、卞之琳诸人准备将合译的西洋文学作品出版，美学家朱光潜作为代表，给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写了一封信，信中关于稿费的要求：“正在分途接洽承印书店，同人希此承印之书店有两种办法中择其一（一）按售价抽成版税百分之十五（二）按字数送稿费，以每千字四五十元为准。……同人均以商务印书馆信誉素着，托弟先函奉商，如蒙接收，则不与其他书店发行。”从中可以了解到由于商务印书馆“信誉素着”，在当时知识分子心中出版的首选是商务印书馆。
从清末到民国，上海图书市场已逐渐形成一个通用的稿费标准，为每千字2元至4元，5、6元的很少，小书坊甚至每千字5角至1元的书稿。”到了1920年，稿酬标准有了小幅度的提高。按照地域的不同，刊载载体的不同，每千字1一5元不等。鲁迅的文章一般是是每千字5元，《二心集》的稿酬是每千字6元。在当时，郭沫若是4元每千字，胡适是56元每千字。抗日战争前夕，著作权人各自都有了自己的不成文的等级划分，由稿费的从高到低大致可分为四类作家：第一类是头等作家，他们写作多年，除了稿酬外还有增印版税，如鲁迅、郁达夫等。第二类是稿酬为3-5元左右的作家，如成名后的胡风、夏衔。第三类是小有名气的作家，稿酬大概是千字2-3元，如丁玲、胡也频、萧红等人。第四类是以柔石为代表的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稿酬为千字1-2元。在王云五给朱光潜的回信中：“……译当按版税办法，即按售价……抽百分之十五办法，……尊意如何……”这样的稿酬标准在当时已经是比较高的了。商务印书馆在维持与作者的关系中处理的恰如其分，这也是它能聚集当时社会中最知名学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与作者保持良好的关系中，还有一种是超乎金钱之外的合作关系，就是对作者对尊重。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早已成为中国近代历史学上罕见的史学名著，但书出版的过程却并不令陈寅恪满意。1962年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由三联书店转到中华书局重印，中华书局向陈寅恪征求意见。陈寅恪回函言三联书店一九五六年版《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曾对其原稿作了改动，致使文气不贯、或与原意不符，并列举嘱中华书局修改。陈寅恪对学术之严谨态度人尽皆知，信中字里行间对三联书店改稿行为的不满意是显而易见的。中华书局反之亦十分明白陈寅恪先生的良苦用心，对文字的校改也比较慎重，许多地方都是根据底稿，一仍其旧。陈先生引书，亦有特色，往往有节引述略，不那么“准确”。因此，这里的“一字之差”，未免会让人怀疑是否为陈先生最后编定的底稿便是如此，中华书局副总编萧项平与出版者则是出于尊重作者的意图，未遽以改动。
“单位性”竞争者
近代的出版人在职业上有认同感，思想认识和政治倾向也相同，所以形成了一个群体。而且由于多数的群体都有其特定的出版机构的“单位性”，所以同行和同行之间即有着亲密的关系，如同学、师友等。但对于不同的出版机构形成的群体，同行之间同样存在着竞争的关系，这若即若离的关系正是近代编辑出版人对出版追求的体现。
在出版界，知识分子组成的群体在所属的出版机构中共事。在同一机构中，由同事关系而逐步结为好友，往往促使群体内部更加凝聚。在这个紧密的群体，许多老编辑是各学科的著名学者，许多人在讨论学术的过程中逐渐成为好友。由同事发展成好友，在同一机构中是非常常见的，主要是由于彼此志趣相投，在学术上互有请教；谈论的话题不离学术、文化或出版。这个充满活力的编辑群体，不论是工作的职业范围，以至业余生活，均与文化、学术、出版和教育相关。
在不同的出版机构，编辑出版人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复杂了。虽然之前是友人或者朋友关系，但书业竞争的原因使他们之间又生成了一种新的关系——竞争关系。
许多民营的出版社的出现就是竞争的结果，如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他们的创办人和编辑中有许多是从商务中走出来的。他们之间即是同事关系，又可能是朋友关系。因为理念不同而分开。陆费逵1908年秋进入商务印书馆任国文编辑。为了拉拢这位挺有才华的青年人，高梦旦还将侄女许配给他。但在1911年，革命风潮在全国各地普遍掀起，商务的决策者和陆费逵的想法不同，所以陆走出商务创办了中华书局，由此，两个书局之间的决策者的较量随即展开。以教科书的竞争为例，商务是近代出版教科书最多的一家，而中华虽然晚起却一直成为商务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商务1902年开始推出近代新式教科书，最初的一册叫《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随后中华书局1912年出版的第一本教科书是《新中华教科书》，它的出版将民国前垄断了教科书的商务打了下去。此后两家展开了竞争，相继出版了《共和国教科书》、《新制教科书》、《新式教科书》等书目。不仅在教科书方面的竞争，在工具书、古籍、人材方面，几家大的书局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各书局的出版人利用各种关系和办法网罗了当时在社会上众多的出版编辑人物。竞争结果是促使出版企业在竞争中得以快速的发展，图书质量大大提高，虽然在竞争中可能会出现相互诋毁、攻击的事情。但是这并不影响这些职业人的敬业精神。
此次孔网秋拍征得郭沫若、启功、傅抱石、王云五、陈寅恪、朱光潜等文化名人与张元济、章锡深、张静庐、傅璇琮等出版人往来信札及手稿，另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出版总署、高等教育出版社等之间往来公函和资料，史料丰富，对研究当时出版运营情况具有特殊价值。Lot1071~Lot1116为出版相关文献，首次集中向为公众展示了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业之间难以明言的“暧昧关系”，值得关注！
[1]陆费逵：《（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转引自俞筱尧、刘彦捷：《陆费遣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40页。
[2]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12页
[3]冯大伟. 近代编辑出版人群体概述[D].吉林大学,2008.
[4]李雅. 民国时期重要出版人群体比较研究[J]. 编辑之友,2018(12):83-90.
[5]吴思思. 民国时期稿酬制度对著作权人的影响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4.
[6]邱雪松. 开明书店、“开明人”与“开明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出版的一种关系[D].华东师范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