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桌是明式家具标准器的经典代表，朴质简练，平淡耐看，乃其特点。黄花梨制作，圆材，迎面直枨，有栏水线。桌面探出部分不长，虽是吊头，看起来却似喷面，使得喷出有轻盈之妙。横枨两根，刀牙简练。牙条下安直枨。腿子打洼加委角线，高挑直落，加装侧枨。此桌结体清简高雅，带文质古趣。参阅：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图卷35，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潜龙邸— 明清家具专场（卷首语）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亦载属潜邸之署官，首膺表擢，陪学黉之讲道，无所发明。其一，清室遗珍爱新觉罗•奕劻(1838~1917年)清高宗弘历曾孙，庆僖亲王永璘孙。1894年，晋封为庆亲王。1903年，为首席军机大臣、总理外务部。清亡后，举家迁居天津。庆亲王奕劻之贪腐名扬海外，1911年《泰晤士报》刊发《庆亲王外传》一文，称奕劻“彼之邸第在皇城外之北，北京大小官员，无一不奔走于其门者，盖即中国所云‘其门如市’也”。史载庆亲王府资财折银亿两，奇珍堪比内廷。庆贞亲王载振：奕劻长子，曾与小恭亲王溥伟和溥仪一同成为大清末代皇帝储位的候选人，1917年袭庆亲王位。小庆亲王与津门八大家之益德号王家相交甚厚，其与王益孙同为晚清“杨翠喜案”主人公……载振与益德号王家有着巨额的财务往来。清亡之后，小庆亲王亦将大量的原北京庆亲王府文玩珍器通过王益孙在天津售出，其数量之巨不亚于山中定次郎与小恭亲王溥伟的交易。王益孙(1876—1930)，名锡瑛。天津人，太原王氏（三槐堂）亲族。王氏是南开中学创建的主要出资人之一，系晚清庆亲王府幕后的重要财阀，王氏益德号钱庄的发迹与庆亲王一族染指天津盐业与银行业务不无关联。逊清室的三位皇族：紫禁城中的溥仪、潜龙邸中的小恭亲王溥伟和小庆亲王载振则是清室遗珍流入民间的三条重要渠道。本场名为“潜龙邸”的古典家具拍卖会有幸拾得数件与上述旧事相关的珍贵拍品，殊为难得……其二，皇家美学：明清的政治制度是专制的，但皇帝的审美情趣无疑是开放的。中国宫廷家具与陈设所表现的皇家美学承载了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它不仅有精湛的技艺,丰富的文化内涵,还凝聚着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艺术美。在古代皇权至上思想的影响下,器物的设计虽以“明贵贱、辨等级”为主,但在体现等级的同时,又赋予其吉祥、驱邪等美好寓意。中国艺术有着重视生命意趣体验、向往精神境界超越的虚拟美学文化自觉和梦幻意蕴。中国宫廷家具与陈设更是将这一点展现得淋漓尽致。传世的明式家具注重文人精神的表现，在明式家具的设计、摆放和使用当中，体现了文人追求古朴、简逸、幽隐、雅致和自然的哲学观、价值观与审美观。明代中期，经济的繁荣带动家具的精致化与昂贵化。在严嵩的新宅子里开始流行黄花梨、紫檀木等高级家具。而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展现了另一种文人化的家具。他的标准是雅俗之分：质朴与自然，简单和简洁。而这一点从明清传世的宫廷家具以及清末流入民间的诸王贝勒府旧藏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仅仅在家具和陈设上可以认为皇家美学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的士人或者说是文人美学达成了不少于500年的共识……以文震亨为代表的上层文人品味，显然至少与雍正皇帝的品味相一致。本场“潜龙邸”重器之康亲王旧物、世所罕有的“福山寿海、天地同春、月洞式黄花梨架子床”拍品1260号亦可谓明韵清风，章华千古之作！其三，明韵清风如果研究以宫廷家具为蓝本的清式家具，雍正时期往往被视为“明式家具”的终结点和清式家具萌芽的起点。在这个时期，传统家具从艺术走向实用、从简约走向繁复、从传统走向中西合璧，这就是明清之际宫廷家具总的特点。以清宫造办处所制家具为代表的京作，无疑是宫廷家具以及清式家具最精华的部分。这一点从本场“潜龙邸”古典家具专场所呈现的明晚至清中期的一批源自庆亲王府的京作家具藏品中可见一斑。京作家具吸收了其他区域如苏作、广作的特色，并在前代家具特色的基础上，开始融入皇帝“亲力亲为”的设计，皇帝的个人趣味，决定了“京作”选材、样式、装饰手法上的诸多特点。周默在《雍正家具十三年》中认为，雍正时期的家具在传承宋明理学与引入西方思想之间实施交叉。虽然其主要风格仍保持优秀的明式，但已有走向明式家具反方向的迹象，从而直接导致清式家具的产生。在家具用材上，形制“放壮”、“做粗”、“做厚”成为必然趋势。在雍正皇帝的批示中，可常见“腿子下截放壮些”、“底板做重些”、“其足要做粗些”等字样。在装饰纹样上，不同于明式家具强调写意、注重留白的艺术风格，从清代中期开始，繁复细密的装饰传统开始流行，倾向多重的视觉效果。例如本场推出的“清乾隆宫廷紫檀炕柜”拍品1258号。其结构严谨工整、装饰素雅得体，体现着清朝皇室的美学传统。世事洞明，岁月沉淀。江山如旧，又见高门深府、玉设奇玩……潜龙在渊，当印“文脉”于千山之角，以待恒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