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粧御翠 梵花见深|此件成化宫碗口沿微撇，弧腹，圈足；整体形制隽秀蕴藉。通体外壁以青花为雅饰，淡蓝宜漫抹，舒雅亦有致。外壁描绘缠枝宝相花纹，枝叶蜿蜒曲回，宝相花争相竞妍，柔瓣散舒，幽芳怒绽。碗心施白釉，素壁无纹。碗外壁之口沿、近足处之上各饰青花弦线二道。通体罩施釉料，透亮若脂，润泽如玉。器底亦施白釉，双圈内书“大明成化年制”青花二行六字楷书款。|成化青花瓷器款书写规范，字体基本一致。书款有三种形式，有“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外围为双线方栏，这种款书写在杯底最多，少数盘、碗、洗也有这种款，一般是成化后期的产品。“大明成化年制”六子双行双圈楷书款，在盘、碗、瓶、罐底部为多。“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楷书横款，大多在盘口沿和高足杯足内书写。铭款笔法生动，陈浏《陶雅》称为“成化楷法峭劲，姿态飞动”。|此件宫碗造型典雅，素雅端庄，外壁之缠枝宝相花卉纹饰，其描摹画样极为近似于永宣二朝御瓷，却并未全盘承袭，而是加以变奏，于规整中融入不规整性。本品纹样，花叶相间，其风格摒弃了传统缠枝花卉的“套圆”之画法，而改变成更为素雅的缠绕枝叶之状，令宫盌各式花卉图案更富动感，静中显动。此种作品是成化时期，景德镇对于御制瓷器独一无二的大胆尝试，极度精细缜密，大器天成。|成化御瓷，历经初期沿袭宣德风范，而后转变过渡，显露新姿，直至末期成熟，其风格循序渐成，惟成化晚期寥寥数年间（一说1470年代末至1480年代初，亦或仅于1480年代），宫碗品种应运而生。相较宣窑釉面之透亮微青，成窑白釉更显安靖温润，幔罩青花，雅致细触。所用青料，细炼精纯，成色均匀如一，细腻柔和，极大的不同于宣德青花之浓重青翠，厚堆铁斑的特征。永宣时期，由中东进口“苏麻离青”料，青花发色深沉凝重，随后，国运发展，国产的“平等青”于成化一朝得以应用，或与进口钴料相配，以创清丽淡雅特质。成窑绘饰简约隽秀，不矫造作，更有意疏离前朝形制，转而关注材料本身。“平等青”料，呈色浅淡柔和，典雅宜人，纹饰采取双线勾勒填色绘制技法，画工规整，笔触秀丽，疏密有致，线条优美自然，给人以清新悦目，幽雅脱俗之感，备受世人所推崇。《竹园陶说》评论有：“成窑画笔古今独步，盖丹青妙手寄其心力于瓷片之上，故能笔细如发，用青如用墨，点染描画，各臻其妙也”。明人沈德符《敝帚轩剩语》有“宣窑品最贵，近日又重成窑，出宣窑之上”的赞语。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评价有：“成化五彩，青花均极工致，青花蓝色深入釉骨，画笔老横，康熙就当却步也”。|之，始能体会个中真髓。当时朝廷对御窑厂监控严谨、要求缜密。是以成化瓷质较前朝大大提升，实在不出为奇。艺匠在这样的前提下，仍能绘制如此率真纹饰，诚甚难得。成瓷绘饰，少了数分先朝惯见之工整拘谨，却添了数分前所未见之幽雅婉柔。|探究明代此时御窑烧造情况，遍查资料可知，成化时期的御窑烧造数量比永宣时期少之许多。故传世之例便更为罕有。已故著名陶瓷专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园先生曾研究考证，明宪宗成化帝祚23年，比明宣宗宣德帝祚长两倍有多，但在景德镇珠山明代御窑厂成化窑址上出土的残器与瓷片的数量，却未及宣德窑址器一半，可见刘新园编著《成化窑烧造记录考－TheEmperor’sBrokenChina:ReconstructingChenghuaPorcelain，伦敦苏富比，1995年，第11页；与此同时，完整的传世成化瓷器数量，与窑址上出土的残器残片数量相比，形成鲜明对照，这也说明了成化官窑瓷器的制作要求和品质标准之苛刻也是相当惊人的，故每一件千锤百炼、精挑细选的完整作品，均是在最严格的甄选标准下入宫，而每一件传世美器的身后，都有着无数或许只因微小制作瑕疵而落选被掩埋地下的不幸殉葬物。同样，此比例亦反映于两朝传世品数量上。现存之完好传世成化瓷，存例大多入藏博物馆，绝大部分存于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私人收藏现知仅有约二十余件，参见朱汤生，《ListofPatternsofChenghuaPorcelaininCollectionsWorldwide》，页116-129。成化瓷器在全球私人手中的藏品也仅有百余件，其珍稀名贵程度堪比宋代汝窑。|传世罕有，且在尺寸、造型方面皆极为相类的成化青花宫碗，是成化青花瓷中的一小组顶级作品，属于成化瓷器烧造的第三阶段成熟期(约1481－1487年)出品，其瓷胎、白釉、成型、青料、画工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此盌样式，见有两种微异变化形态，一种为碗外壁宝相花外，缠枝叶茎相交，如若本品；另一种为叶茎不相交为团形。有个例碗心绘团花纹饰，即袭自宣德时期，参见《明代宣德官窑菁华特展图录》，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98年，编号61。成化宫碗中，以外壁绘“蜀葵”纹饰者传世可见寥寥几例，除Cunliffe勋爵旧藏亦有一例，现属私人雅藏，曾二度售于香港苏富比，分别为1981年5月20日，编号689，及2013年10月8日，编号101，刊于《香港苏富比三十周年》，香港，2003年，编号248，且见于《求知雅集珍藏．中国古陶瓷展》，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香港，1981-2年，图录页73，此件以1.4亿港币成交之例外，另有两例例见诸拍卖，分别最后出现于1951、1973年。其余例，只可见于景德镇珠山明御窑厂遗址出土破片，再未见传世完成者，其中一修复件，收录于《TheEmperor’sBrokenChina：ReconstructingChenghuaPorcelain》，伦敦苏富比，1995年，编号69。|如本件作品之外壁绘制“宝相花”纹者，本品为现存私人收藏中仅见一例，余公私收藏中见类似之例更寥若晨星。遍阅资料，可有馆藏几例，以兹可参。与本品最为近似几例，为英国大英博物馆“明成化青花缠枝宝相花纹宫碗”，馆藏编号1968,0422.35。此件碗之外壁青花纹饰与本品完全一致，皆为枝叶缠绕一类，正中绘宝相花之例，碗内施白釉空素无纹，底落“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楷书款。此件碗于1968年由WalterSedgwick女士捐赠，现公开陈列于大英博物馆中；英国大维德基金会亦有一例，馆藏编号PDFA.649，此例外壁以青花为饰，碗内无纹，与本品唯一之异，仅见口沿与近足处之弦纹较本品略粗，余下与本品一致，可资参考；另一例与本品极为相近者，亦可成对之例，亦可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一例“明成化青花宝莲纹碗”，馆藏编号4571号，其宝相花之画法与本品一致，唯四周翻转枝叶有愈加疏朗之势，著录于《成化瓷器特展图录》，台北，2003年，页49，图版23。|成化窑此种品类宫碗中，亦可见外壁绘制宝相花纹，内壁绘制轮花纹之例。北京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一件“明成化青花缠枝宝相花纹碗”即为一例，此件亦为敞口，深弧壁外壁绘制宝相花纹饰，花卉绘制方式与本品之绘画技法相类，但四周缠枝不同，底落成化年款，著录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中）》，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图版23。另一例与上述北京故宫相近之例，但憾为残器，外壁宝相花绘制精细，内壁与本品一致无纹，但底款落“宣德年制”者，收录于《皇帝の磁器：新発见の景德镇官窑》，大阪，1995年，页，84，图版127。可见成化御窑青花器中，实有碗内素壁无纹、与绘制青花轮花或与外壁相同花卉者两种，本品即为前者。|成窑瓷器一直深得明清两代珍重。蔡和璧曾从大量史籍文献轶事检视明清帝王对成化瓷器之重视程度，详见蔡和璧，《ChenghuaPorcelaininHistoricalContext》，伦敦苏富比，1995年，页16ff。其中尤以万历与雍正二帝酷爱仿制成瓷，前者落本朝年款，后者则更喜写成化款，以彻底仿摹。明万历同例，见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录于该院1976年明成化瓷器特展，并与成化原件同列相较；而清雍正例，可见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藏品，馆藏编号“1973,0124.2”，载于《OrientalCeramics.TheWorld’sGreatCollections》，卷6，东京、纽约、旧金山，1982年，编号252。其仿制之成化原型亦可在大英博物馆见一例馆藏作品，馆藏编号1947,0712.182，此件腹部绘缠枝“栀子花”纹饰，枝叶翻卷与本品一致，唯近足处加饰一周青花莲瓣纹作辅，清雅之器断然不及宫碗可比。两件对比之下，若仔细观瞧，不难发觉雍正窑仿成化窑作品，在艺术风格气质上也做到了形神兼备的水平。雍正窑青花宫碗虽绘制极力慕古，力求惟肖惟妙，但若仔细端详，骨感内蕴之气略缺，即仍无法复制出成化瓷最核心的艺术之魂。|本品外壁之“宝相花”纹饰，于成化年间，应有明确用途。翻阅资料，可见明代中期青花作品中，绘制“宝相花”一类器物多与礼佛、尚佛活动息息相关；而“宝相花”一纹，亦带有极为浓郁的佛教意味；直至延续至清代御窑，亦出现于众多佛教瓷类礼器之中。有明一代御瓷以宝相花，搭配梵文为饰，便始于永乐、盛于成化，可谓是珍贵之至的成化皇帝礼佛隽品。最为接近的一例为上述清宫旧藏“明成化青花宝相花纹碗”。本品的出现正是成化皇帝无比崇佛的见证，是虔诚之心凝聚于御物法器之反映。成化皇帝登基之初即对密宗则颇为痴迷，经常诏西藏僧侣入宫授经和赏赐钱财给寺庙。《明实录·宪宗实录》卷三记载成化三年有“番僧入内颂经晚乃出（宫）者”之事。成化九年（1473年）仿印度高僧于永乐时所献金刚宝座规式，建纯然印度艺术风格的大正觉寺于北京西山（五塔寺），成为宋以后珈蓝建筑复活之代表作。成化皇帝的崇佛举动影响下，成化十二年度僧十万人，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万人，社会崇佛风气日盛。|为了适应宫廷礼佛活动的开展，内府承命制作相应的御用法器就理所当然。那么，存世所见成化朝书写梵文藏文佛教色彩浓厚的器皿必制于宫里法会最为频繁、西藏番僧地位权势最为显赫的成化十七年或之后数年里。与之对应的是，成化十七年之后御器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繁重烧造任务，数量多至无法按时完成，并引发不少社会问题为诸大臣所忧虑。《明通鉴》卷二十四宪宗成化十八年闰八月壬申条记：“时内府供用日繁，守备分守中官布列天下，率以进奉为名，糜帑纳贿，动以巨万计。而江西浮梁之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尤多，且久费不赀。”又《明实录·宪宗实录》记成化二十一年三月，南京吏部尚书陈俊合诸大臣建言事，揭露内官们为烧造瓷器，每岁买办供给夫役之费“用银数万两”，南京工科给事中丘璐亦上书呼吁“浮梁烧造瓷器，民困已极，宜暂停免。”|纵观以上史料，可知成化十七年至二十三年是宫中佛事最盛、景德镇御器厂生产数量激增、明廷用于烧造的费用急剧上升的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以本品为代表的御用礼佛法器必然烧造于此时。而成化皇帝崇佛之举体现在御瓷法器上的一显著实例可见北京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一例“明成化青花缠枝宝相花甘露瓶”，著录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中）》，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图版1；其形提拔别致，线条起伏变化丰富，颈与腹部分别绘不同方向的缠枝宝相花纹。胎釉细润晶莹，青花浓淡二色分明，色泽较前者略见深沈，绘画流畅细致，幽雅而不媚弱，一展成窑轻盈秀雅的艺术风格。而甘露瓶便为典型礼佛之物。此件甘露瓶造型承袭永乐者又略有变化，无落款。依照成化皇帝对密宗的崇信和西藏番僧的密切关系，本品当为密宗受戒法器，并非当时供奉宫中观音菩萨之用。其无写款，正好符合法器不铭帝皇年号款以示敬重之意，后世乾隆时期弘历曾为烧造“白地矾红净瓶”专门下发“俱不要款”的谕旨，正是这份崇敬精神的延续，可见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一例，著录于《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页225；由图可知，其乾隆时期宝相花之画法，必然取材于明代画例，颇具承上启下之势。而上述成化青花甘露瓶外壁绘制宝相花亦与本品同类，即可推断，本件宫碗亦极有可能为旧时成化御用礼佛之重要礼器。|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和宫廷不仅是最大的艺术赞助人，同时中国文人政治传统的特点，使得宫廷艺术，尤其是帝王本人的艺术观常常会左右一个时代的主流审美取向。成窑为中国陶瓷史上一段最精彩的传奇，铸就一个不可取代的美学之典范，为世人所百般推崇，历代藏家皆视之为拱璧，万历时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言：“至于窑器最贵成化，次则宣德。杯琖之属，初不过数金，……顷来京师，则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予为吐舌不能下。”本品为日本藏家旧藏，日本现如今藏有大量中国艺术珍品，多为晚清时期由北京流出。清朝末期,随着大清王朝的衰退和崩溃，大量清宫藏品流入市井，更有满清贵族拿出官窑变卖。在北京最早开有分支的日本古董商，东京龙泉堂和大阪山中商会以此趁机大量收购中国历代陶瓷珍品,多次参加清内务府举办的拍卖会，中国陶瓷藏品的顶尖珍品逐渐流入日本。此件稀世瑰宝，于东瀛秘藏近百年，今回归故土，落叶归根，必当世人可珍，定为好古敏求之士难得之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