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1. 纽约佳士得，2003 年 3 月 26 日，编号 1892. 北美十面灵璧山居旧藏，购自Eskenazi，编号 EK151展览《神圣的美：宗教艺术一千年，600-1600》，美国田纳西大学，麦克朗博物馆，2007 年 9月 7 日至 2008 年 1 月 6 日出版1. 《神圣的美：宗教艺术一千年，600-1600》，美国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2007 年，页282. 「博物馆展示宗教艺术作品」，《每日灯塔》，美国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2007 年9 月 6 日，页1侧卧于榻上的人物雕塑以「卧佛」较为常见，侧卧之罗汉则少之又少，此尊彩绘陶塑罗汉像中的罗汉面部刻画的垂垂老矣，应为佛陀的大弟子迦叶，他正以侧卧为姿态，其身着整身袈裟右侧卧于凉榻之上，其身下铺金钱纹锦地软垫，头下枕皮囊式软枕，躯体平直，形销骨立，容貌刻画清晰生动，眉毛长而粗重，双眼平视，鼻梁高挺，双唇丰阔立体、轮廓清晰，颧骨高耸，两腮凹陷，神态平和内敛，富有极强的宗教氛围感。迦叶下承四面开光式床榻，床榻为典型的宋辽样式，四周部件连接处上饰花型鼓钉，表面满绘缠枝花卉纹，虽有剥落，但仍有大量遗存，清晰可见缠枝纹的线条与立体的鼓钉相搭配的效果。床榻内部亦模仿真实的家具构造以泥条支撑。整件作品刻画的生动逼真，好像带着观者回到了迦叶涅盘时的场景。侧卧这一姿态在佛教中有着鲜明的指向——涅盘。卧佛，就是佛陀的涅盘相，是佛陀呈现给这个世界的最后法相。佛陀说法四十五年，足迹踏遍恒河两岸。到了八十岁那年，佛陀来到拘尸那罗城外的娑罗双树林，将此地作为入灭的地点。《大唐西域记》记载：「释迦牟尼在拘尸那揭罗国收了最后一个弟子善贤之后，便‘入寂灭乐，于双树间北首而卧’。」人参悲戚，感叹大觉世尊将寂灭，众生福尽。释迦牟尼便以「右胁卧狮子床」之姿态宽慰信徒，准备进入涅盘。这既是卧佛形象之由来，不仅常见于中国的壁画和石窟雕刻之中，于印度、斯里兰卡等世界各大佛教圣地均十分常见，已知最早的雕塑作品可参考现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之公元2-3世纪佛陀涅盘侧卧像。而此尊迦叶涅盘像中之罗汉亦同样采用了「右胁卧狮子床」这一姿态，迦叶右侧卧于床榻之上，其身后无佛陀之背光，亦无聚众哀悼之弟子们，仅独自一人卧于床榻之上，应是罗汉信仰在唐五代之后于中国日益本土化的一种宗教表现，生动的再现了罗汉即将走进入灭时安详、平和的身体与精神状态。同时期辽代佛教侧卧像可参考内蒙古巴林右旗白塔1989年出土辽彩绘大理石雕卧佛像、以及现藏于香港慈山寺佛教艺术博物馆的辽代白石彩绘佛陀涅盘像，三者在尊者身姿、袈裟样式、腿足状态、床榻结构等均极为相似，可作为一种时代塑像潮流的代表样式。此件陶塑虽历经近千年，但仍有大量的织物与器物的信息留存下来，极为难得。首先，迦叶所穿之袈裟为标准的田相纹，袈裟，亦称「百衲衣」，原本是僧人因「苦修」而以他人不要的边角料拼接而成的布料所制作，后来形成了固定的方格形图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造像上即可见到此样式，实物遗存可参考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唐紫红罗地蹙金绣袈裟。榻，由席发展演变而来，先人为避免潮湿与寒冷，以草、兽皮或丝毛等为材制成席子，作为坐具和卧具，此为床榻之始。西汉以后出现「榻」这一称谓，后演化为可坐可躺的座具。魏晋时期，西域文化大量进入中原地区，中国人的起居习惯亦日渐丰富，垂足而坐、合衣高卧始现，榻亦开始逐渐高起，Gustav Ecke在《中国黄花梨家具图考》中所提出的箱形结构，正是基于青铜器中的「禁」之造型与魏晋南北朝的床榻样式的传承关系，提出了：「箱型结构」是中国传统家具中最核心的结构之一。隋唐、五代至宋，床榻日益普及，在同时期的各类人物画之中均可见到，可参考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之传北宋王居翰《槐荫消夏图》，与此件罗汉卧像所承之榻在结构上极为相似。此像材质为彩绘陶塑，欲以陶表现木质的感觉，板条之间以金属零件相连接，金属零件的样式应为典型的西域装饰纹样，即以连珠纹环绕宝珠的摩尼宝样式，常见于各个时期的璎珞装饰之中。同时，其面板上敷白底上饰以精美的彩绘纹饰，侧面的测绘纹饰以缠枝花卉为主，纹样清晰可见，同类样式可参考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北宋庆历二年檀木描金经函，二者均为佛教文物，且同为辽宋时期的作品，其上所饰缠枝忍冬纹极为相似，可相互参照。同时，榻之卧面以朱色绘四圆相交的球路纹，亦称「簇四球路」纹，因形似古泉亦称「连钱纹」，是中国古代织物上极为经典的图案，变化丰富，被广泛运用到建筑的窗棂、瓷器、金银器等，此处应是表现罗汉侧卧身下所垫之布料。此种样式的球路纹多见于宋辽时期出土的织物之上，极有代表性，可参考现藏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阿鲁科尔沁旗罕庙苏木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辽盘球纹绫，此类纹饰在器物上亦极其常见，可参考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之金耀州窑青釉刻球路纹执壶。迦叶头下所枕之皮囊形枕亦为非常典型的辽代卧具，其形似橄榄，以布拼接而成，两端以铜扣收口，内有布带穿出，系成蝴蝶结，与印度阿旃陀石窟公元5-6世纪石雕卧佛巨像所承之头枕极为相似，可见辽地浓烈的西域影响。契丹人原本没有佛教信仰，建国初期为安置移民、消解民族隔阂与儒家价值观中的「夷夏之防」，便借由佛教来完成这一意识形态上的过度，最终辽代上至皇家下至平民百姓皆为佛教所归化，佛教流播辽境四方，渐成契丹信仰。而由于辽代皇室为少数民族的背景，这里的佛教样貌与同时期北宋的佛教文化尚有着相当大的区别。辽代佛教呈现出更明显的梵像特质，造像气质挺拔威武，富有草原民族雄强坚毅的特质，而北宋则呈现出更强烈的中原美术风格，注重人物情绪的表达，造像灵动富有禅机，体现了北宋社会的富足与开放。此尊迦叶涅盘像展现了辽代佛教美术的多样化。纵观佛教进入中原地区近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罗汉像是中原地区所特有的、独特的造像语言，深入辽宋夏金元以及明清历代的造像主题之中，其通常以十六、十八或更多的五百罗汉为主题，但几乎很少发现以右侧卧涅盘之姿态出现的罗汉卧像，大多数罗汉卧像准确地讲应称为自在坐罗汉像，真正侧卧采涅盘之姿态仅见此例。其陶塑结构造型准确，罗汉面部虽垂垂老矣，将其人物身份准确的指向佛陀的大弟子“迦叶”，然双目平视、神态坚毅，与河北易县八佛洼辽代三彩罗汉像之五官与神态有异曲同工之妙，有超凡脱俗之态，完美的呈现出迦叶圆寂入灭时的瞬间，历经千年仍然震撼心灵，是为雕塑之于宗教巨大的传承与传播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