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毕格史夫妇（The Mr. and Mrs. Robert P. Piccus）旧藏； 1997年9月纽约佳士得，编号88； 1998 年9月 Christie’s New York，编号0916。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明清家具全集3 床•榻》图版三十三，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328-337页。 田家青《清代家具》（修订本）图版103，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28-229页。 黄定中《留餘斋藏明清家具》版图65号，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第266页。 榻上古木吟风雨 —记黄花梨六足折疊榻 魏晋之前，“床”与“榻”是两种不同的家具，床是坐具，也是卧具。而榻只是坐具。 刘熙《释名》曰“人所坐卧曰床”，服虔《通俗文》曰“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枰，八尺曰床。”杨泓《考古所见魏晋南北朝家具》中计算：“折合今日尺度，榻约长84厘米，床约长192厘米。”1958年，河南郸城竹凯店村南西汉砖墓出土青石坐榻，石榻面刻隶书“汉故博士常山大傅王君坐榻”（图1），榻长87.5厘米，宽72厘米，高19厘米，与《通俗文》所载及杨泓的计算尺寸接近。足见榻在当时是一种窄小低矮的坐具。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民族融合，佛教昌盛，人的起居方式由席地坐逐渐转为垂足坐，床与榻的区别也渐渐模糊。时至今日，榻专指可以坐卧、没有围子且比床略窄的小床。 两晋南北朝的榻多为六足、八足的箱式榻，山东嘉祥隋徐敏行夫妇墓壁画中的榻为七足，颇为另类。南京博物馆《六朝风採》图版249，收录南京郭家山（M13）东晋墓出土的陶榻（图2）。榻六足，足间有壼门曲線，足下无托泥，与常见的壼门箱式榻有明显的区别，显现出箱式榻向直足榻过渡的趋势。 据南朝《宋书》载：“宋台既建，有司奏东西堂施局腳床、银涂钉，上不许，使用直腳床、钉用铁。”说明彼时箱式床榻与直足床榻都在使用。至两宋，随着构造技术的进步，四足榻才开始普遍流行，这在宋代绘画中多有体现。相对而言，六足榻可能出现的更早，且延续至今。明代的上海市卢湾区潘氏墓，出土六足榻床明器（图3），上置盖桶。1917年的老照片，成都某佛寺的僧侣坐禅於六足榻上（图4）。 为了满足生活所需，人类的智慧被无限挖掘，古今中外皆然。便於祭祀出行的折疊式家具，其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久远。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公元前约1550-1295年的埃及折疊床模型（图5）。距今3000多年前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的法老图坦卡蒙，其陵墓储藏间里发现三疊式折疊床（图6）。 中国发现最早的折疊床（图7），出土於战国中期的包山2号楚墓，距今2300多年。利用巧妙的木轴折疊装置，将两米左右的大床折疊为不足六十厘米的体积，便於运输携带。说明最晚在战国中期，已经发明了可拆卸可折疊的大型家具。较之汉魏时期渐渐传入中国的胡床，要早出四五百年。 这种方便灵活的折疊拆卸家具，非常适宜於征伐、商旅、游猎、雅集等户外活动，坐卧遂意，收纳起来又十分便捷。相比之下，胡床交杌一类小型折疊家具，虽然更为方便，但舒适度远不及可折疊床榻。 2000年，考古人员在成都商业街的王族船棺墓葬中，挖掘出两张漆床（图8）。船椁墓的年代，可能不晚於包山楚墓二号大墓。这两张床出土时，还只是拆开的漆木构件。修复人员在构件上发现在这些构件的凹槽处，刻有符号。很明显，这两张床可以拆卸折疊。根据这些对应的符号的提示，经过18年的努力，这两张漆床得以成功复原。 这些战国时期的折疊床，基本是靠木质榫卯结构，辅以轴钉衔接完成，相对併不牢固。最晚在秦代发明的铜合页，使得家具木器的折疊更为简便而耐用。秦始皇陵铜车马坑3号耳室，出土车门铜合页（图9），用於门扇与门框、窗板与窗框的连接。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各种青铜车马器和幄帐的青铜构件，距今2100多年，大部分採用了鎏金、错金银工艺，其中也有铜合页。 金属合页的出现，促进了“便携式”家具的推广，也实现了较大型家具的整体折疊。汉末老庄之学盛行，魏晋名士流连於山野竹林，亲近自然，户外使用家具的情况自然多见。 汉末建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妻刘兰芝“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一个“移”字，说明榻不像床那么笨重，还装饰琉璃，足见刘家的殷实。 《博異志.苏遏》记载晚唐郑还古讲的故事：扶风人苏遏“至夕，乃自携一榻，当堂铺设而寝。”一个人就能搬动的榻，是多么轻巧灵便，且可以“寝”。 明代湛若水的七言绝句，《同元默弟併马入西云马上口占》诗曰：“百尺空中开卧榻，片帆掛住铁桥西。”“开卧榻”，形象而准确的表明，湛若水携带的是一具折疊榻。 传世明清家具中，可折疊家具比较常见的有交杌、交椅、炕桌、琴架、盆架等，有些桌案也可以折疊或拆卸，即所谓的“行军桌”。最为稀见的则是床榻类，见诸於著录的可折疊榻屈指可数。 1960年前后，鲁班馆张获福家具店，出售一张黄花梨浮雕花鸟纹折疊榻（图10），后为故宫博物院收购。该榻六足，中间两足可拆卸，位於四角的腿足，可以向内呈45角折疊后，卧入牙条之内。 留餘斋藏六足折疊榻，腿足内收，呈案式。香港晏如居藏黄花梨六足折疊榻（图11），腿足及牙条均可拆卸。凿枘工巧中国家具艺术展上，一张榆木六足折疊箱式榻（图12），足间带有托泥及横枨，拆卸折疊后如同一个箱子。田家青著《清代家具》228页，刊载有束腰六足折疊榻，造型纹饰已是清式味道。 从上述传世实物来看，折疊榻的折疊方式分为腿足折疊、榻面折疊，或者两者兼具。如若腿足不可折疊的话，一般可以拆卸，即行内俗称的“活拆活拿”。本次拍品黄花梨六足折疊榻，即属於后者。 该榻造型上与故宫藏榻极为接近，但纹饰较之更加简练明快，浮雕龙纹及卷草線条饱满丰润，打磨莹润光洁，披肩的花牙模仿金属包角的意趣。腿足修长劲挺，马蹄刚健有力。榻面中间的铜合页，平卧於大边，美观坚固。折疊榻採用科学严谨的榫卯结构，榫卯之间的配合松紧适度，既要确保使用的稳定性，又可以做到方便快捷的拆装。 黄花梨六足折疊榻，自97年上拍纽约佳士得，即为藏家所瞩。25年后再次出现，令收藏家们有机会再一次领略它的风采，望世人宝之。 又录： 《和柳子玉官舍十首之土榻》 宋代 黄庭坚 榻前鼓吹蛙一部，榻上古木吟风雨。 客来相倚竹根眠，免令不解陈登去。 谭向东 二零二三年三月一日於北京 其不仅木材珍贵，制式工艺也考究，为罕见的可折疊式：榻面大边在中间断开，以铜合页连接，可以对折，能缩小一半的体积，便於移动或存放。 此榻还有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点，即背面雕花简约，省略螭龙，而只雕刻卷草。其三面重点雕刻、背面简约的设计，令人想及它当初的陈设既可置於中间，又可贴墙而放，但显然正面更为华丽，且使用龙纹，应为了面向要人或要事，可以想象其强烈的仪式感。所以，此榻是否有特殊用途？或为某种法事专用？ 北宋李公麟《维摩演教图》中，表现维摩向文殊宣扬佛教大乘教义的情景。图中绘制了一件须弥座及一架壼门榻。维摩坐於榻上，面目清癯，文殊对坐於须弥座上，雍容自在。四周天女、护法等也在倾听。画中一石座，一木榻，分外醒目。 实际上，须弥座与家具中的束腰有渊源关係。须弥座在我国的古典建筑中时有出现，中间有一个收缩部分，由此向外宽出各层，在此基础上变化发展，实例如正定开元寺大殿须弥座、五代王建墓的棺床等。明清家具中常用的“束腰”这一名辞，与宋代须弥座上的名辞完全相同，形态也相似，可知明清有束腰的家具是受到了须弥座的启发。 此种法事场合，一般而言需设风格雄浑的大榻，此件六足榻相对清丽，但它可以折疊的特色令人猜测是达官显贵或王公贵族参加外庙法事时特别带出的。田家青先生评价其收录在《清代家具》（修订本）中的黄花梨有束腰六足折疊榻，“或曾为王府之物”，究其社会原因，折疊榻本身就适宜外出、雅集等户外活动，而有条件讲究出行的自然是贵胄将军、富商巨贾等，因此这类设计巧妙、制作精良的可折疊家具，只会偶尔出现在大户之家。 1694年，即清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在雍和宫建造府邸，赐予四子胤禛，即后来的雍亲王府。雍正三年（1725年）改王府为行宫，称雍和宫。因乾隆帝诞生於此，雍和宫成为“龙潜福地”，故殿宇为黄瓦红墙，与紫禁城皇宫同样规格。乾隆九年（1744年），雍和宫改为喇嘛庙，成为清政府掌管全国藏传佛教事务的中心。 结合古画史料、此床的制作雕法以及清早期的社会政治，或许此榻由明传清，成为清早期皇亲国戚置於特定位置的专用坐榻。 可以折疊的家具，可见行军桌、文具箱/炕桌两用、面盆架等，最早可追溯至战国晚期楚墓（湖北荆门市十里铺镇附近）出土的折疊床。折疊榻的折疊方式可以分为腿足折疊和榻面折疊，本例为榻面折疊，腿足“活拆活拿”。 此种折疊方式的黄花梨榻，业内广为所知的有四例：故宫博物院藏黄花梨花鸟兽纹六足折疊榻，留余斋藏黄花梨六足折疊榻（为案形），香港晏如居藏六足折疊榻，田家青《清代家具》图版103黄花梨有束腰六足折疊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