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青花釉里红（上）》，香港，2000年，212页，图版197号。|苏玫瑰编，《Chinese Copper Red Wares》，大维德基金会，伦敦，1992年，专题系列第三册，图版2号。|苏玫瑰及Rose Kerr，Copper Red and Kingfisher Green Porcelains：Song dynast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in Guangxi Province，《Oriental Art》，编号2，1993年夏，25─33页。|汪庆正编，《青花釉里红》，香港，1993年，64页，图版36号。|《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鸿禧美术馆，台北，1996年，84─5页，图版9号。|《朱明遗萃：南京明故宫出土陶瓷》，南京博物院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香港，1996年，35页。||此玉壶春瓶是一件传世的洪武瓷器珍品。由拉坯，到设计、绘制纹饰，乃至施釉及入火水窑烧制，每道工序均无懈可击，做工完美，无论从任何角度观赏，其釉里红纹饰均精巧细腻，在釉里红洪武瓷器当中极为罕见。许多类似的玉壶春瓶由于口沿纤巧易碎，故此多有破损，故宫博物院的一支同类玉壶春瓶便是最佳例子；相形之下，此瓶保存至今仍完好无缺，益显其弥足珍贵。|自唐代开始采用含铜料在高温瓷器上绘制红色纹饰以来，这种技法给陶匠们造成了巨大的挑战。由于铜红料极为敏感，陶匠在制作过程中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底釉的成份、铜红料所占比例、窑内的焙烧温度和还原程度，以及瓷胎在炉膛内的摆放位置，以达致预期的颜色效果。较诸十四世纪，当前的技术水平可谓突飞猛进；即使如此，陶工打开烧制釉里红瓷器的瓷窑时，映入眼帘的往往不是预期的一抹艳红，而是一片晦黯灰涩，色泽褪尽的情况亦时有发生。|根据明代监制瓷器之官员呈递的多份奏章，足见当时的陶匠在烧制釉里红瓷器时所面对的重重困难。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一位名窑监迫于无奈，向皇上奏表陈情，恳请皇上体察陶匠昼夜赶工之苦，设法改善大量赶制景德镇贡品瓷的苦况。此奏章的重点之一，便是建议用矾红彩瓷器代替釉里红瓷器。一般来说，君王均不喜被人拂逆意旨，而且矾红彩也要经二次复烧而成（出错机会也因此倍增），因此窑监等闲绝不会提出这样的请求。足见这种迷人的装饰技法令当时的陶匠倍感压力，同时亦道出了上品釉里红弥足珍贵的原因。|元代，景德镇的陶工才开始使用釉里红料，但其制造过程无比艰难，许多传世的元代瓷器按一般标准来说均颇多瑕疵。元朝是个试验摸索的年代，就釉里红纹饰而言，陶工尝试了三种装饰手法---窑变、留白及描红。|以釉里红作纹饰的白地描红风格沿袭至明初叶。由于含铜料易于晕散至周边釉料，故此这种装饰手法给瓷匠造成的难题之多与其它技法不遑多让，这种釉料或会呈色泛灰，有时候，这种釉更会消失无踪。做工之佳及完好无缺如此瓶者日趋罕见。另一件曾出版过的釉里红玉壶春瓶饰菊花纹，为赵从衍先生旧藏，现藏日本东京户栗美术馆。|釉里红瓷器以其难得一见及巧夺天工而闻名于世，但除此之外尚有另一个原因。自古以来，中国人均视红色为吉祥喜庆的象征。据《大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皇上诏令，宫廷祭祀所用的金属器物概由瓷器代替。当时，每个祭坛皆有其特定的颜色，而代表朝日坛的正是赤色。话虽如此，由于釉里红瓷器制作困难，再者成品率低，因此其生产制造在中国的陶瓷手工业历史中曾数度中止。正是为此，传世的釉里红或白地描红瓷器益显珍贵。|以造型而言，此瓶正处于景德镇玉壶春瓶样式的转折时期。元代玉壶春瓶的造型较为秀丽轻巧，而永乐年间的瓶颈较短，外观较为凝重，而这支洪武瓷瓶正介乎两者之间。与元朝制品相比，此瓶的瓶腹较宽、重心较低，使收窄的瓶颈益显修长，而剖面柔美的s曲线亦更形突出。它的瓶腹重心虽低于元代瓷瓶，但仍有别于其后永乐瓷瓶下移至瓶胫的样式。呈喇叭型的精巧品沿是此类玉壶春瓶的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