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识：「大清雍正年制」来源Sheelah M. Langan（1910-1993）旧藏，后由家族传承（Sheelah M. Langan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美国外交部，曾驻罗马、曼谷、黎波里、拉巴特、雅典、伦敦、波哥大及墨西哥城）本品唇口，短颈，丰肩敛腹，胫部收束，至足部外撇，平底。通体以釉里红为饰绘海水，留白暗刻海涛中腾跃大、小二龙，有「苍龙教子」之寓意。外底青花双圈内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楷书款。造型端庄秀丽，线条优美，亭亭玉立。瓶通体施透明釉，釉面清润厚腴，如脂似玉，宛如隐青呈色。此式梅瓶仿明永乐所制，作品原形见于博物馆及重要收藏机构，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二例、台北故宫博物院一例、瑞士玫茵堂。而两岸故宫博物院，东京国立博物馆、「英国铁路基金会」、Geraldine Rockefeller Dodge 及《世界陶磁全集．15．清》等皆有藏雍正仿永乐作品，可资比较研究。釉里红是明清景德镇窑烧制的釉下彩瓷品种之一，以铜红料为着色剂在瓷胎上绘画纹饰，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花纹。铜只有在还原气氛中才呈现红色，因此釉里红瓷器的烧制对窑室中气氛要求十分严格，烧成难度大，成品率低。宣德时期釉里红烧制很成功，能依据画面的需要自如描绘。这时期还有以白釉剔花填红料作纹饰，烧成后图案凸出白色釉面的方法，呈色鲜红。清乾隆年唐英编《陶冶图编次》称这种方法为「宝烧」。可知宣德时期对釉下铜红烧制掌握得比较纯熟，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宣德以后，釉里红数量锐减，及至清雍正一朝，是烧制釉里红最为成功的时期，呈色稳定，色调红艳。其烧造品种一类为仿明代永宣瓷器所作，有三鱼高足杯、盘、碗，三果高足碗和云龙纹碗等，制作精工，足以乱真。另一类是雍正时期的典型器，有三果纹玉壶春瓶、海水龙纹梅瓶等，本品即为仿明永宣的典型例子。艺匠以精湛雕工，在器身剔刻通景苍龙教子图，苍龙于汹涌海水间腾跃，龙身雄健壮硕，爪牙锋利，叱咤其中，在翻腾细浪衬托下气度非凡，大有气夺千里之势。幼龙于惊涛海面中迎苍龙而起，二龙四目相对，教子之殷殷期望跃然于瓷上。整器纹饰绘制生动精美，深得迤逦之姿，江崖海水之中波涛汹涌，细节之处一丝不茍，工艺细腻而娴熟。两龙神形俱佳，栩栩如生，相顾之际，更得以妙笔传示出浓浓的殷切之情。雕刻与烧制配合得宜，展现出雍正上品御瓷的非凡丽质。所饰龙纹以留白剔刻而成，龙鳞背鳍之刻画纤毫毕现，且与釉里红分界鲜明，凸显了其尊贵的主体地位。海水则纯以釉里红绘就，线描、渲染及留白技法相结合，极具装饰效果。苍龙教子图诞生于明代永乐时期，其虽为瓷器装饰纹样，但却饱含了永乐皇帝对于储君朱高炽的殷切期望。御海苍龙清雍正 釉里红剔刻海水苍龙教子图梅瓶李婷婷 撰雍正帝善鉴明辨、审美不凡，在位年间所制御器，素以雅致灵秀著称。世宗尚古，青睐明代名瓷，尤其对永宣官窑垂青有加，督窑官唐英在雍正十三年（1735）完成的《陶成纪事碑记》中对雍正官窑仿宣德官窑有明确记载：「一仿古宣窑霁红，有鲜红、宝石红二种。……一仿宣窑霁青，色泽泛红，有橘皮棕眼；一仿宣窑宝烧，有三鱼、三果、三芝、五福四种……」，其中所述之「宝烧」即为釉里红器。本拍品自永宣御窑化裁而来，其器型转折柔润，所绘五爪飞龙气势万千，将雍正帝的思古之情与审美高度纳于一身，可堪宝藏。永宣时期，此类留白锥拱海水龙纹梅瓶有两种体型，一种造型相对传统，线条起伏平缓，另一种为在此基础上唇口凸厚，将胫部略作束腰处理，放大足部外撇程度，器型曲线更为粗旷，拍品即仿此种造型而制，复古又另见新意，饶有风致，更加贴合许之衡所谓「至胫稍狭，折于足则微丰」的审美情趣。检索传世及出土资料可知，此制式永乐束腰梅瓶目前仅见3 例，皆为传世品，存世罕见，其稀少珍贵程度可见一斑。一件为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附图1），刊载于《明清瓷器鉴定》，页19，图26C；一件曾属著名古董商戴润斋（J.T.Tai）旧藏（附图2），后经埃斯肯纳齐（Eskenazi）、瑞士玫茵堂递藏，由美国西陵基金会（Xiling Group）收藏至今。另一件为2021年秋天于北京拍卖会释出，成交价为7475万人民币。足见收藏家及世界知名博物馆对此类稀世作品的认可和珍视。众所周知，明代承袭元代制度，宫廷所需瓷器，都先由内府「定夺样制」，后发于御窑照样制作。故拍品此类永乐釉里红留白梅瓶应为明代宫廷内使用，珍贵异常。除此之外，该类型束腰梅瓶还可见青花类作品，参考1994 年出土于景德镇御窑东门头一件明永乐青花海水刻白龙梅瓶（附图3），载录于《明代洪武永乐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瓷器对比》，图79。这种造型，其束腰形胫部和夸张的撇足显然延续了金元时期梅瓶的有关特征，同类器亦可见上海博物馆藏明洪武青花云龙纹「春寿」瓶（附图4）及1995 年北京香山路出土明永乐白釉青花「内府」梅瓶，录于《中国出土磁器全集．1．北京》，图195。由于明清两代审美意趣的变化，雍正帝在摹古抒情之际，力求复刻经典，以期竞技于古人，同时又另见新意，加入自己的审美喜好，所出作品笔触更趋细腻，成器更为端庄秀丽。对比拍品与永宣作品可以看出，拍品整体造型更加儒秀，虽皆为束胫造型，但体态适中，重心更稳。构图更加丰满，永乐作品，纹饰上至肩部，下至圈足上缘；而雍正之作，自口部以下到足底边皆有绘制，且无弦纹相隔。海浪纹饰更为清晰工整，严谨而规范，严格按着皇家规制而做。大小龙身形放大，龙躯圆实，故雄健之态倍增，穿梭于惊涛骇浪间，尽显帝王神威。釉里红发色更趋于稳定成熟，颜色愈鲜妍清晰，偶有顿笔处刻意仿效早明釉里红色浓带黑斑效果，反映出当时瓷匠的高超技术，如斯细节犹一丝不苟。查阅目前所见资料，海内外馆藏中，雍正时期束胫釉里红留白龙纹梅瓶仅零星可见，参考台北故宫博物院两件藏品，其中一件配原盖（附图8），录于《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页175，图II-8；另一件底署宣德寄托款，录于《瓷器上的龙纹》，图84。《世界陶瓷全集——15．清》一书中刊载一件雍正款同类器（图6），值得注意的是，所绘龙纹与拍品一样，皆未点睛；另外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品亦如此，馆藏编号：1989.314（图7），可对比参考。瑞士鲍尔基金会藏有一件，落宣德款，刊载于《鲍尔收藏》第四册，图版A526。中国园林博物馆于2020 年9 月举办的「园说II——颐和园建园270 周年文物特展」中展出一件颐和园收藏清雍正红地白龙梅瓶，亦底落宣德款。在拍卖市场中，此类作品亦属稀少珍贵之物，典数过往十数年买卖纪录发现，这种梅瓶可谓寥寥无几，其稀缺程度不言而喻。参考两件，其一曾属Geraldine Rockefeller Dodge、英国铁路基金会旧藏，售于香港苏富比1989年5月专场拍卖会，编号34，当时成交价为176万港币，后经香港佳士得2001年4月拍卖，编号602，为当时封面之作（附图5）。另一件，为日本万野美术馆（Manno Art Museum）旧藏，后售于伦敦佳士得2001年6月专场拍卖会，编号109（附图9）传统风格苍龙教子图梅瓶于公私收藏中亦有例参考，如故宫博物院藏品，（馆藏编号:新00142087）（附图10），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页187，图版171。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例，馆藏编号29.100.312。香港望星楼收藏一件，刊于《清代康雍干官窑瓷器—望星楼藏瓷》，页76-77，图24。辽宁省博物馆亦曾展出一件同类器，底落雍正本朝款。此类梅瓶的产烧虽然不见于雍正朝的档案记事，但雍正皇帝连续在雍正十年、十三年（1732、1735）表达瓷器上的龙纹务必惊喜描绘，其中雍正十年七月《各作成做活计清文件》中记录皇帝对于一件白底红龙玉壶春瓶上龙纹的烧制修改意见（附图11），足见帝王的重视程度，以及此类描绘象征九五之尊的纹样之作，或可看成是内廷恭造下象征皇权的器物。而釉里红自元代创烧以来就属釉彩中的名贵之品，烧造难度巨大。若得鲜亮纯正者，不仅要求御窑场高超的工技，更需几分寥若星辰之运气。由于耗资甚巨，且成品稀少，永宣之后一度中断烧造，直至清代康、雍、干三朝才得以复苏。乾隆四年（1739）唐英在京观样并亲自领旨烧釉里红瓷，他在《奏折》中述：「窃奴才在京时十月二十五日，太监胡世杰交出釉里红马挂瓶一件，画样一张，传旨看明瓷瓶釉色，照纸样花纹烧造几件送来，务要花纹清真。并将古瓷样式好者拣选几种，亦烧造釉里红颜色，俱写乾隆款送来呈览。钦遵奴才看明釉色，祗领纸样，恭捧到关，即遵旨拣选古瓷、画样内好者数种，一并交窑厂协造葆广等敬谨烧造，并谕俱造釉里红务要花纹清真，釉水肥润，颜色鲜明。俟造得时奴才拣选送京恭呈御览。」（附图12）由此可见，御窑厂奉旨烧造釉里红的详细情况。本品梅瓶，器形秀丽，造型比例恰宜，胎质细致，釉汁光润，雅致逸朗，浑然天成。整体纹饰绘制生动精美，图案精彩绝伦，一大一小双龙神形俱佳，栩栩如生，相顾之际，更得以妙笔传达浓浓殷切之情。中国传统装饰图案中，以大小二龙为题材者，多呈对龙状，称为「苍龙教子」。拍品整器气势磅礡，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雍正御瓷之审美取向，由此亦可见一斑，当属雍正朝追慕永宣遗风之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