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 识：振先先生，小弟元素顿首。鉴 藏印：锡山沈梧书画图章、叶天赐字孔章号咏亭、项芝房珍藏书画印 说明 释 文：昨遽别，未尽欲言，翁丈惓惓，若此求仁兄曲从其意为妙。家报乞即付下，弟望日准行矣。行书笔二种共十矢送，用大书者皆甚旧，兄过小寓试可用者用之，何如。晤翁丈乞道弟衔感。说 明：1.沈梧题跋。2.项源、沈梧、叶天赐旧藏。3.郑振先上款。沈梧(1823-1887)，一作沈吾。字旭庭，号古华山农，又号九龙山樵。清无锡人。工诗词，善书法，精丹青。咸丰间游幕京师。著有《蓉湖渔笛词》。收藏甚富，所作山水，有士大夫气，无刻画痕。撰有《石鼓文定本》、《汉武梁祠画象考证》。诗作散失良多，后人将其诗搜罗撰刻一册为《古华山馆劫余稿》。项源(清乾隆-道光)，字汉泉，号芝房。安徽歙县人，清乾嘉间蒐集明清画以精、新、奇为主，自号“小天籁阁”。据俞剑华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及方志记载：叶天赐，字孔章，号詠亭，徽州（今黄山市）歙县东乡蓝田村梓树巷人。移籍江都（今江苏扬州）。工诗，善书法，运以中锋多逸趣。名其居曰谁庄，一时名流题詠殆遍《广陵诗事、扬州画舫录》。叶天赐幼年丧父，母亲养育成人。清乾隆年间，曾任扬州盐纲总商。家乡的蓝田村口保存有其为母亲建立的汪氏节孝牌坊，时在清乾隆二十七（1762）年。叶天赐以孔章号行，在扬州功成名就。不仅做了收入丰厚的肥官，在扬州城南运河边上筑建有别墅“谁庄”，而“读画楼”正是谁庄中的核心建筑。楼中收藏着“一时名流题咏殆遍”及古今大量书画精品。而且以他的书法造诣与“扬州八家”中的旗手郑板桥十分交厚。振先即郑振先（1572—1628），字太初，号彖斋，常州府武进县（今常州市武进区）。曾任嘉兴县令，礼部主事。后入祀武进乡贤祠。东林首领顾宪成则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郑太初之疏是给当权者的“顶门一针”，我辈在山野间又多了一个畏友，“诚可喜耳”。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作者简介：陈元素，明代书画家。字古白、孝平、金刚，号素翁、处廓先生，私谥贞文先生，南直隶苏州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万历诸生。早负才名，工诗文，尤善书法，楷书法欧阳，草入二王之室。有《古今名将传》、《南牅日笺》。“图书修完奉纳”——文彭四札考释本次拍品中有四通文彭信札，因其涉及史料可证印章史、鉴藏史所缺而显得可贵。其中三封是致友人秋宇太史的信，另一封则未具收信人姓名。文彭（1497-1573），字寿承，号三桥居士。他是文徵明的长子，同时又兼具多重身份——他是造诣非凡的书法家；文人篆刻的大宗师；书画及书籍、碑帖的鉴定巨眼；文徵明晚年书法的代笔者；晚年又曾历任南北两京国子监博士……他实在是一位被父亲文徵明光芒所掩盖的，被历史低估的，今人了解很不够的一位学养全面的艺术家。先来读一读文彭致秋宇三札。其一、抱病不能出门，而复有囗门少庄之事，令人怅惋累日。盖亦动心忍性之助。以塞翁观之，未必非福。但求吾心，何如何如？相见二公，幸先为道意。二公皆有所委，旦晚写呈。图书先完四枚，请赏鉴，以为何如？两日病中，犹贤集烂熟矣。公其囗不？一笑一笑。彭顿首。太史秋宇先生。癸亥上巳日。其二、承厚仪，多谢！昨在天界，归欲与小孙同拜，闻在别寺，遂尔不果。瓢印亦遒，但更稍细，使周回多空些，乃称耳。草草奉复不次。彭顿首。秋宇太史兄。闻海峰已归，曾相见否？幸为致意。彭又言。图书修完奉纳。其三、适专谒，因有客在坐，不敢进见，诗帖已付之典谒。值雨不得归，而盛使适至，乃知有华札见及。谨此附复，尚俟别布，不尽。彭顿首。秋宇太史先生。八月十八日。三封信为同一上款人——秋宇太史。此人姓胡，名汝嘉，字懋礼，秋宇乃其号也。胡秋宇是南京人，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年）进士，选庶吉士，后历官翰林院编修，吏科都给事中等职。胡秋宇是当时南京最重要的收藏家之一。顾起元《客座赘語》中有“赏鉴”一段概述了留都南京的收藏圈：留都旧有金静虚润、王尚文徽、黄美之琳、罗子文凤、严子寅宾、胡懋礼汝嘉、顾清甫源、姚元白淛、司马西虹泰、朱正伯衣、盛仲交时泰、姚叙卿汝循，何仲雅淳之。或赏鉴，或好事，皆负隽声。黄与胡多书画……这里特别提到了胡汝嘉和黄琳是以收藏书画见长。日后被董其昌奉为圭臬的王维《江干雪意图》就曾是胡汝嘉的收藏。文彭与胡秋宇的频繁交往有两个时段。一是在嘉靖四十年（1561）丁酉至隆庆二年（1568）之间，此期文彭丁父忧期满，授任顺天府府学之职，在北京居八年，其时，胡秋宇亦在翰林院供职。上述三札中的第一通正是写于这时期，信尾署“癸亥上巳日”，是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第二个时段是在文彭任职南京国子监博士期间，约在隆庆二年（1568）至隆庆四年（1570）间，此时胡秋宇因丁母忧在南京服丧，因此二人又有机会得以时时往还。三札中的第二通正是写于这时期，因信中文彭提到“昨在天界”，天界是指天界寺，是南京的名刹。这三通信中最有价值的信息在于文彭为胡秋宇刻印的事情。文人刻印在晚明周亮工《印人传》中以文彭为开山宗师。事实上，文人参与刻印应上溯到元人赵孟頫，但彼时的文人多是篆写印文，而不大会自己动手刻印。因为当时的印材以玉、铜、象牙等坚硬材质为主，文人大多不能胜任用特殊工具进行镌刻的工作，因而刻制的过程还須假借匠人之手完成。明中期以后出现了硬度低、容易下刀的石材作为印材之后，文人便可以既篆写印文，更直接完成刻石过程了，并由此逐渐蔚然而成明清文人流派印的大势。现有的研究可证，文彭并非第一个能刻印的文人，比他年龄稍长的陈淳等人也都能操刀刻印，而且在当时已有声名。应该说，是明代中期苏州的一批文人书画家，包括陈淳、文彭、王穀祥、许初、周天球等等共同参与刻印，方带动起文人篆刻的大潮流，而无疑的，文彭是其中的佼佼者。而恰是留存至今信札中的这些只言片语，与书画史以及文人笔记等史料的相互印证，才共同坐实了印史上的这一变局。文彭在第一札中说“图书先完四枚，请赏鉴，以为何如？”这里的“图书”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图章，“图章先刻好了四枚，请您赏鉴，您以为如何？”看来是胡秋宇请文彭刻了不止四枚图章，文彭先完成了四枚，其他容后再交付。在第二札中，文彭说：“瓢印亦遒，但更稍细，使周回多空些，乃称耳。”他为胡秋宇刻了一方瓢印，即葫芦印，自觉亦算得遒美，但笔道要是更细一些，周围多空些，则会更加理想。信末，文彭又追加一句“图书修完奉纳。”是说，图章修改好再奉上。今国家图书馆藏有一封文彭致胡秋宇的信，开篇便说：“瓢印大不惬意，須用重作，前日已略为改，尚未停当，出月初当为公料理，不误。”从语意上看，很有可能国图这封信是接续此第二札之后的一封信，即文彭原先打算修改的瓢印后来改得很不满意，于是打算重刻。这在印章创作中是常有之事，图章的修改是要动刀的，刀笔不能擦拭，刻少了可以再补几刀，刻多了则不能回头，所以常常需要磨了重来。另有一封文彭与胡秋宇的通信（藏处不明）也谈到刻印之事曰：“八字印完上，似略可观，不识尊意以为如何。其‘房’字之曲，不好固在此，其好处亦在此曲也，一笑一笑。”这里与第二札类似，文彭是在与胡秋宇探讨具体的篆法，如何摆布可使印章更妙，是细一点、空一点还是曲一点会更好？关于现存书信中可证文彭刻印史实的考订，薛龙春已有专文《明中后期吴门文人篆刻考论》，此处两札在文中均有详考，此处有所转述。文彭与胡秋宇的通信留存下来的还不止于此，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通，曾见刘东芹考释。信中说到文彭帮助胡秋宇整理其所藏《淳化阁帖》，又向胡秋宇借看黄庭坚书画跋。还兴致颇高地向胡氏讨要金鱼数头，欲养在庭院中的小盆里。最后提到近日下棋很着迷，邀请胡氏得空过访对弈。可以想见，对于文彭这样的苏州文人，生活的乐趣无处不在，即便在宦游之地也不忘时时创造生活的乐趣。难怪这种性情家风，传到了他的孙儿文震亨那里，便结出了《长物志》这本生活美学教典的果儿。这是题外话了。事实上，对于文彭和胡秋宇而言，最令他们醉心的恐怕还是书画赏鉴。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有载：隆庆三年春（1569），胡秋宇从文彭寓斋携归《唐冯承素临本乐毅论》，谛观后题跋道：“山谷老人论书，要字中有笔，此帖近之。然非有砚臼笔簏者，不足以语此。隆庆己巳春日，从三桥寓斋携归谛观，因题其后归之。建业胡汝嘉记事”。王羲之《平安帖》是文徵明收藏的名迹，文彭在南京国子监任上亦將此作带在身边，隆庆庚午（1570）年，胡秋宇得以在文彭寓所纵观此名迹，兴奋地作跋道：“旧闻衡山翁所宝平安帖真迹入神，未获见也。今于三桥寓舍始得纵观，乃知传闻殊未尽其美。谨题此以识幸会。时隆庆庚午清明日也。建业后学胡汝嘉。”此帖现藏上海龙美术馆，卷中仍可见胡秋宇手迹。文彭致胡秋宇第三札，从内容上看，很难判断其写于北京还是南京。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两人同处一地时的通信。因信中文彭说先前专程去拜谒胡秋宇，有客在座，因此没有进去打扰，只是留下了诗帖。回来后“而盛使适至，乃知有华札见及。”是说“贵府信使已到，便知有您的信到了”。彼时并没有邮政系统，送信皆靠各家童仆，城市不大，各家之间的距离多靠脚程丈量。所以我们今见许多留存下来的信札只有三两行，十分简率，很多甚至不具收信人姓名，原因即在此。这些信札实为传话的便条，前因后果彼此皆明，不用赘述，仆人送去，相当于我们今天发一通短消息。册中还有一通文彭书信，未写收信人。其内容如下：高论甚善，仆亦细思，无人可以承当耳。若以纸素为言，政不在此。张彦远云，好之则重于金玉，不好则同于瓦砾。收藏得所则千载如新，不得其所则年载泡烂。此非区区之强辩也。世字已是缺笔，民字下一剔，稍不相严，或后人所增亦未可知。当时奉敕摹榻，或不讳尔。吾兄之论极为切当，但请定为何人所书，方敢服也。在衙门中草草奉复。丁后乃得出门，《书史》归家捡出奉纳。不尽。彭顿首。信中所论似是一件书作不知为何人所书，而且保存不善，有的字有缺笔，有的字有补笔，并由此谈及张彦远的收藏理论“好之则重于金玉，不好则同于瓦砾。收藏得所则千载如新，不得其所则年载泡烂。”可知收信人与文彭是书画鉴藏的同好。或许此札也是文彭写与秋宇太史的也未可知。文彭刻印，白文以汉印为宗，朱文则学习元朱文，引领有明一代文人流派印风。书法上，他既写得一手可以乱真的文徵明体，故而可为晚年的父亲代笔，同时其自家的书风面貌也很鲜明——大草学怀素自叙，小草则全学自家的藏品孙过庭《书谱》。他在信札中呈现出的书风多为《书谱》的样貌。在书画赏鉴方面，文彭承继了父亲文徵明的衣钵，在父亲晚年及身后逐渐担纲起苏州及周边嘉兴、松江、无锡、宜兴、南京、徽州等地区的鉴定核心角色，声名日隆，上至宰辅严嵩，下至民间巨富藏家如项元汴等，皆仰仗他的眼力为自己的收藏掌眼。文彭六十岁之后方倥偬于仕途，与常人相反，他的人生是后半程更加奔波繁忙，直至命终前方致仕。他在宦游之地总是不失时机地进行鉴藏活动，与当地藏家互通有无，赏鉴雅集，也时常觅得宝贝。文彭也因此不断扩大、增强其作为鉴定具眼的影响力。而文彭的这些刻印、鉴定、赏画、访书、校碑，乃至买卖书画碑帖等等等等的一干事宜，正是仰赖其几十封书信手札的留存，方使今天的研究工作得以推进。今日讨论的此四札也在其列，若没有这些信札的印证，书画史上的很多记载恐怕将会流于无证之例。故而历代公私藏家能保守这些信札在人间流传得更久远些，对于历史也将是一桩功德。Lot220-239为吴门尺牍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