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 行龙之最参阅：1.《草原瑰宝内蒙古考古文物精品》，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页1532.《大辽五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页码245此铜镜圆形，中央做半球钮，镜外缘做凸起的宽边，内区则整面描绘气势磅礴的龙纹。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最早的龙纹镜于战国时期就发现考古实物，一直到唐代于镜上所饰均为单体盘龙纹，如1984年河南偃师杏园出土的一面唐代葵花形龙纹镜，即为此形态。本品亦为单体龙纹镜。延袭唐之龙纹风格，龙首修长，龙口大张，似鹿角的龙角立于首后，龙爪骨节分明，锋锐有力，蛇形龙尾缠绕于后腿之间，龙身姿态遒劲，孔武有力，背鳍分明，四肢矫健，且于关节后方缀饰龙髯，姿态跋扈，动势鲜活。龙鳞刻划异常精准，背部、腹部、爪部、颈部皆有不同，刻划细腻，过渡自然，层次分明， 详尽而写实。本品为单体龙纹，但形神皆有独到之处，身姿辗转腾挪，利爪做擒攫状，威猛而雄奇，肢体细节相互交融，画面布局匠心独具，十分考验匠人造型艺术及空间构想之功力，并通过凸起的纹样，使龙之形象富于立体感，给人以浮雕一般的视觉效果，气势恢宏，具有官造镜之独特风格。同类例可参见1992年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品，其墓葬时间为大宗会同四年（941年），现藏赤峰市博物馆。曾于上海博物馆展出，并录于《草原瑰宝内蒙古考古文物精品》，页153。辽代的契丹族崇拜龙，在辽建国之前，契丹族始祖奇首可汁称其所居为“龙庭”，后改称“龙化州”。文献记载，天显元年（926年），迁太祖耶律阿保机平定渤海国归来，在渤海扶余府驾崩，当时有黄龙出现，因此便将扶余府称为“龙州黄龙府”，足见龙在辽代的重要地位。此铜镜之艺术风格，得益于唐代后期因战乱而导致的手工艺者迁徙，1976年，赤峰市喀喇沁旗出土的唐宣州刺史刘赞所进鎏金鹿纹银盘等数件银器，可知此一时期金银器、织物等曾直接进入契丹。故而辽代龙凤纹样的大量使用，也是受中原汉族传统文化之影响。本品外饰紫檀木架屏，可立而为饰，此一装饰方式自清代乾隆一朝即以有之。如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太监胡世杰交古铜镜一面，画得插屏纸样一张持进，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做。”清高宗崇雅慕古，曾将宫内搜集之古铜镜命人画样，并将之附着于西清续鉴古镜紫檀木背板圆光之中。对于这类古铜镜之储藏，乾隆皇帝在册页形木方匣内依照铜镜形状挖槽收藏，收藏时镜上先置软垫，再覆以雕饰精美的木质盖，可见其宝爱。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相类镜匣及配件，可资比对，如《宁寿续鉴》第十册镜匣，藏品编号铜000497。此类宝鉴，除博物馆以外传世例极罕，且保存完整，配立屏可供观览，殊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