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识：1.虚中。2.便有香风吹左右，似闻了义示缘因。钤印：掬水月在手、得象外意、古稀天子之宝、犹日孜孜、如如 不论是存世书画实物,还是有关文献记载,都可以发现乾隆帝一生都勤于书法,酷爱丹青。这位长寿的帝王毕其一生收藏历代书画,并依凭丰富的内府收藏,进而大量临仿历代书法名迹,为他的书法创作奠定了扎实的书写功力与独特的审美趣味。乾隆帝的书法受到过祖父康熙帝、父亲雍正帝,以及赵孟頫、宋高宗、王羲之等人的影响,登基以后由于和诸多善书的词臣们往来较多,故其书法又受到过词臣的影响,书写的勤奋与时间的漫长,最终奠定了乾隆帝终其一生的书法审美特点,即丰润圆腴,婉转流畅,“有筋无骨”。尤以赵孟頫影响最深,使得朝野士人的书法皆由康熙时期的尚董,进而转向崇赵,丰润圆腴的子昂体取代了纤弱疏秀的董字,成为乾隆帝一朝最为突出的书法特点。该乾隆帝书画屏风由一副对联与一幅墨竹构成，写于内廷珍藏以供御用的米黄色金粟山藏经纸上，对联的书法风格是较为常见的乾隆帝书风,以赵孟頫书法为基本骨架,线条丰润圆腴,具有遒劲姿媚之态。对联为行楷书七言联,其中上联内容：“便有香风吹左右”,钤盖“如如”白文方印。下联内容：“似闻了义示缘因”,钤盖“古稀天子之宝”朱文方印、“犹日孜孜”白文方印；此十四字,结体修长,楷中有行,书写流畅自然,笔划丰腴圆润,一片富贵皇家气象。对联中间为乾隆所作的墨竹图,墨笔画竹子五竿,枝竿斜覆,竹叶下倾,纵横离披,笔法潇洒苍润,墨气浓浑。画心左上方有乾隆帝行书“虚中”二字,下钤“掬水月在手”白文方印,另在画心右下角处有“得象外意”朱文方印。这种将书法与墨竹进行组合的屏风作品,在乾隆的存世作品中并不多见,它们集实用与审美为一体,极可能是当时内廷陈设之物。据载,乾隆生前曾多次书写“便有香风吹左右,似闻了义示缘因”的对联,寓意这位虔诚的皇帝在礼佛前焚香沐浴,清新的香烟在空气中缭绕升腾,仿佛是法师在念诵经书。从这层意义上考量,该屏风毋庸置疑又多了一层宗教的意义,成为超越书画之外的具有浓厚宗教意义的综合性艺术作品。据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王亦旻研究,乾隆帝一生的书法研习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康熙六十一年到雍正元年（1722-1723年）,也就是弘历的十一岁至十二岁,这一时期是他书法学习的基础阶段,当然,他的这种时间划分是基于故宫博物院藏书法实物而言,实际上弘历的书法基础学习时间肯定会远远长于这个时期,短短的一年时间不足以打牢一个人的书法基础。这个时期弘历主要临写的作品有元代书画家赵孟頫的《番君庙碑》和乃祖康熙的《临唐明皇书华山碑铭》,整体书写水平略显笨拙,嗣后不久开始转向临写《千字文》和颜真卿的《多宝塔碑》。雍正二年到雍正七年（1724-1729年）,为弘历学习书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他的书法主要以研习大楷书为主,主要临写一些唐人和元人的诗作,被认为是用来解决字体的间架结构。第三阶段是雍正七年至雍正十二年（1729-1734年）,这六年里弘历主要学习的是小楷书,主要临本有南宋高宗的《毛诗˙唐风》和王羲之楷书《乐毅论》,且尤以后者临摹次数最多,据说五年多的时间里竟然临摹了五次。此外,他还摹写了赵孟頫的小楷书《闲邪公传》、《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等若干文字,以及董其昌的行草书《接拜帖》、僧人智果的《梁武帝评各家书》等,属于目前所见较早的乾隆帝行草书实物。这一时期的弘历楷书,笔划娴熟,结体谨严,单个字结体稳当,失步之处不多,已经显示出秀美的审美趣味。雍正十二年到十三年（1734-1735年）,弘历书法回归大楷书,被认为是最后的临写时期。该时期的书法临写,放弃了先前的小楷书,再次回归大楷书的书写,目前所见实物为他临写的唐人任援的《瑞麦赋》,单个字结体端庄大方,笔道熟练,丰腴但不失隽秀,基本上奠定了乾隆帝一生的书法审美旨趣。